作家们眼光审视下的语文教材

       世界上没有一本完全合适的教材,教材的好坏都是相对的。最重要的是,你跟教材之间的关系比教材本身重要。——格非

       我们都说要因材施教,这确实是很好的,但在现实中,因为应试教育、师资等原因,还是需要一个统一的教材。——毕飞宇

       即便有人自己编教材,其实那些阅读量也是很少的。重要的还是小孩子自己能在课外去阅读,有阅读的热情和习惯。——路内

       在语文方面,我是不教他的。小学老师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子乔是不让我教的,因为他觉得我教的跟老师不一样。——毛尖

 

“世界上没有一本完全合适的教材”

        作家毕飞宇的儿子现在已经读高二了,毕飞宇说以前也会遇到无法忍受的语文课文,“但我不会对他的语文课指手画脚,毕竟如果你干预太多,对孩子也是不利的。他会不知道到底是相信老师还是父亲,这对他的成长不利。”毕飞宇在一个教师家庭出生,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尊重老师的权威,“在我们家,始终教导孩子,要相信老师的权威性。局部可以质疑老师,如果宏观上对老师不相信,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对他将来走上社会也不利。如果你对所有的东西和人都质疑,那将来怎么办。我一直对孩子说,要相信老师,再怎么样,老师都比你有学问。”

        “我会拐弯抹角地告诉儿子,我对他们教材的一些看法。不要正面告诉他——你们老师不行,你们教材不行,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但你可以侧面零敲碎打提一些,孩子会听在心里,明白什么意思。”作家格非的儿子今年读高一,他对儿子这些年所学的语文课本也持和毕飞宇相似的态度。不过有时候,老师的评价标准也让他无可奈何,“我儿子的阅读习惯非常好,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博尔赫斯的。他们的老师根本不知道博尔赫斯是谁,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分数,他气得不得了。”

        作家叶兆言的女儿叶子去年起开始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书,说起她的作家父亲是否会干涉她的语文学习,叶子开玩笑说:“他想管也管不了,学校的语文,让他那种方式写作文,分数也给不高。其实有些文章,太差的东西,不用他对我说,我也知道。”

        尽管如此,在格非看来,指出语文教材的毛病很容易,“但世界上没有一本完全合适的教材,教材的好坏都是相对的。最重要的是,你跟教材之间的关系比教材本身重要。如果孩子在一开始就养成了怀疑一切的态度,偏执地追求真正意义上高级的东西,可能比较糟糕。”在他看来,普通的教材能让孩子学会识字、掌握基本阅读,已经足够了。“即便我来选个教材,也不一定对。我并不赞同不停地修编教材,这些人可能还比不上以前的老学者。举个大学里的例子,现代文学史有多少本了?可是能超过唐弢吗?虽然在他那里有阶级论,有偏颇之处,但他的史料是靠得住的。”

        2010年,毛尖的儿子王子乔在韩寒的《独唱团》上登了一首短诗,不久前还出版了一本他翻译的儿童书《巧克力兔》,他翻译的那句“我惊呆呆呆了!”充满童趣又很好地反映了原句的意思。王子乔现在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作家妈妈毛尖对儿子的语文课基本还是满意的,“他们的老师不仅讲授课堂内容,还会给他们额外的阅读材料。他现在四年级,老师会给他们读朱自清、老舍等作家作品,也许他们也意识到语文课本在内容上的限制,所以主动地给他们补充。”

        作为作家,毛尖平时并不花太多时间去辅导王子乔的语文,“在语文方面,我是不教他的。小学老师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子乔是不让我教的,因为他觉得我教的跟老师不一样。”

不改变教育目标,再好的教材也没用

        “我个人认为,江苏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还是不错的。”毕飞宇现在也是苏教版语文教材的编委会成员之一,“我了解教材是哪些人在编,这群人毕竟都还是很有经验的语文教师,大学老师和我们这些作家,大家集思广益地在编写教材,每年我们都还会碰头对教材做一些修订。”

        毕飞宇之所以认为现在苏教版语文教材还不错,是因为他认为教材首先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而不是特定的某个群体的学生,“这是编语文教材最困难的地方。在这个方面,现在的语文教材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都说要因材施教,这确实是很好的,但在现实中,因为应试教育、师资等原因,还是需要一个统一的教材。”

        除此之外,在毕飞宇看来,判断是不是一个好的语文教材主要看两条,“一个是对人格塑造要有积极影响,这是语文和数理化之间最大的区别。选文不要框在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阶级里,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第二方面就是所选范文在语言方面,能够规范、典雅。所以在我看来,苏教版在人文情怀方面还是不错的教材。”

        格非不干涉儿子学校的语文教学,但他认为那些语文教育的改革呼声也是重要的。“所谓语文教育,最大的目的是让人在很小的时候养成好的习惯,正确看待世界的关系,然后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小孩子不宜一开始就接触特别深的东西,先要有基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然后对语文、文学有大的兴趣。语文不仅仅是识字。”格非说。

        尽管对儿子的老师和学校比较满意,但毛尖对儿子的语文课本“挺感冒的”。毛尖说:“课本里经常把王安忆、艾默生的东西改写、节选。他们可能有基本词汇要求,觉得小孩子不能理解这些词句,所以做了修改。但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低估了小孩子的理解能力。每篇课文有进度,每篇课文掌握多少词汇,这方面是不够好的。”在她看来,目前的这种教材对于中等城市一般的语文老师是合适的,但对于比较好的学校和老师是不满意、不满足的。

        那么语文课到底该给孩子什么?“最好的就是让小孩对阅读感兴趣,培养阅读的热情。”毛尖说,“我多少觉得,现在孩子们不太愿意写,因为他们的写作太配合考试了,用写作的格式去套作文,比如‘从前一个伟人说过……’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很恶心的,写的人也会对写作厌烦,这很伤害写作热情。”

        有人在呼吁教育改革,每年都有关于语文教材改革的讨论,但在毛尖看来,最本质的问题还是教育目标问题,而不是教材问题。“现在有一个完整的教育大纲,要求识多少字,懂多少语法,把语文教育变成外语教育,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不改变教育目标,再好的教材也没用。”

        在格非看来,不只是教育目标的问题,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教材,“因为教材不好,你还有课外大量阅读时间。可是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这说明不是教材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课外阅读习惯

        作家路内的女儿今年幼儿园大班,马上要进入小学,他现在焦虑的不是女儿识字或者阅读习惯问题,而是还没找到离家近的小学。“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将来的语文,因为她从三岁起就开始识字。现在她的词汇量足以能读我写的小说,跟我一起看带字幕的电影。”路内说,“最早的时候,我教她如何识字,很快她就能自己识字了。她识字那么多是因为要看动画片,看不懂的那些字幕,就来问我,这样她学起来很快。当然也有天赋。”

        对于教材问题,他认为不是问题,“拿一本教材给一个孩子看,比如我女儿,很快就翻完了。即便有人自己编教材,其实那些阅读量也是很少的。”路内说,重要的还是小孩子自己能在课外去阅读,有阅读的热情和习惯。

        王子乔很小就开始阅读,从最早的《果宝特攻》这类儿童漫画书到现在的“魔戒系列”,现在有时候跟着毛尖看那些完全是大人看的书。“不久前我看赵树理,他跟着我看这些土改小说,他觉得蛮好看,因为里面好坏分明。他也看‘魔戒系列’,他也跟着我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毛尖同样认为,阅读其实在课堂外,“一开始我们选择一些读物,现在带他去书店,他自己去选。他的兴趣面其实已经很广了,已经有了自己的眼光了。在他小时候,什么都去看,其实挺好的。把自己的眼光强加给他,其实也不好。他看很多烂书和经典,他自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

        格非读高一的儿子不久前在读《金阁寺》,“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南泉斩猫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回答说,‘那你得研究禅宗啊,不了解禅宗怎么行!’然后他就自己去研究。我看出来他对日本文学感兴趣,我就去找了王中枕等其他几位日本文学专家到他们班级里讲课,孩子们也非常感兴趣。对他的阅读,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他不问我,我不主动讲。他有愿望的时候,及时引导。千万别总是对他说,‘你去读这本书,你去读那本书。’这样你这样就打乱了他的阅读和接受节奏。等孩子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及时注意,然后给予他某种支持和引导,那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快的。”

        格非说,他儿子平时睡在他的书房里,里面很多书,但儿子最喜欢的是加缪,他觉得《局外人》写得非常好。“他在初二、初三开始看加缪,他还问我,‘你的作品能跟《局外人》比吗?’我说,‘也差不多吧!’儿子说,‘你又吹牛了吧!’——他看不起我。”

        “他看那么多东西,我也有担心,因为开悟太早了。”即便那些格非觉得很无聊的书,他也不会阻止儿子去看,“他可以尝试去看,因为我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培养孩子,最根本的是让他自己去辨别好坏,而不是我替他去辨别。”

        已经高二了,毕飞宇说他儿子现在很少有时间课外阅读了,但他一点都不会强求,“他的学业太重了,在学业之外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用于课外阅读,这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一个通病。在我看来,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情,不在于高中这三年。”

        尽管从作家家庭出来,叶子说,在她的成长经历里,自己父亲更多还是要求她先把试考好,“所以课外还读其他什么书,有时候真的没时间,也挺奢侈的。我父亲也是希望我先好好考试,进个好学校。”

中国借鉴美国经验或遇条件限制

        2010年至2011年,毛尖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王子乔跟着也去了波士顿,在美国的小学读了一年。毛尖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的小学“语文”老师对低年级学生并不太注重拼写和语法,“他们不像我们这里,写错一个字是非常严厉的事情。还有一些小孩,经常把b和d混写,J与L也搞不清楚,老师也不太会纠正。我看过他们相互交流的作业,发现很多小朋友的拼写都有问题,语法也经常有问题,在他们老师看来,这个阶段拼写错误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将来总归会写对的。”

        在毛尖看来,在中国更强调字词训练,讲究书写精确,“美国的学校强调开口讲故事、强调修辞,为未来的写作和演讲做准备。他们没有所谓的语文课,他们有故事课,还有就是老师教他们写作文。所以在他们的语文课上,老师会让小孩子上去讲故事,讲家庭,自己做了什么,还有就是写。”

        在毛尖眼中,那些小孩子的作文用中国标准看来是完全言之无物的,“比如我记得他们班上有一个小孩写的作文,‘今天去动物园看到两个很奇怪动物,你们想听哇!大家说,想听。小朋友继续说,一个动物我想不起来了,另外一个动物也想不起来了。’用我们中国标准来看的话似乎很丢脸,但是外国家长还是给予热烈掌声,这样孩子以后不会怯场。而我们这里太强调言之有物,言之有物的结果就是打消孩子言说的热情。慢慢的,孩子一直在用一种程式在写作,写到最后也会烦。”

        美国的“语文”重视培养写作和口头表达,但这种训练方式,在毛尖看来对师资和班级规模是有要求的,“在美国一个班级大概20人,在我们这里都要四五十个人。中国这样一种语文教学方式,也可能是资源所限。我们的语文考核是强调标准化,这种方式是适应大班级的教学的。这样的班级规模,用美国人那种方式,是不太可能实施的。”格非认为,美国的“语文”教育理念也有他不认同的地方,“美国的语文教育中,去经典化很明显。

        专栏作家方柏林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工作之外给国内的媒体写关于美国教育和文化的观察专栏。方柏林一家住在德州,他有两个孩子,其中大女儿今年上八年级,采访他时,女儿正在身边。“我至今没有看过她完整的语文课本,偶尔拿回来一些散页的材料或所谓课文。”方柏林说,“德州有语文教材,但老师的自由度很高,另外他们的教材都非常贵,需要重复使用,所以一直放在学校。我女儿刚才对我说,他们的语文课本里面有很多小说等各种材料,也要求他们看很多整本的书,比如最近他们要求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方柏林的女儿介绍,在他们的语文课上,老师稍微讲解下,然后发放表格,小朋友们在一起分组讨论,讨论完后,老师再回顾。“用我们这些做教育设计的话说,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方式,不只是听老师讲,小孩个人参与比较多。”

        在方柏林看来,相对于国内语文课对课本文章的反复咀嚼和背诵,女儿所在的学校更多的是进行讨论,还要求看更多的材料。“他们讨论很多,比如他们最近看了《动物农场》,然后根据这本书在课堂上讨论有关平等的问题。他们还把这本书延伸到现在的乌克兰危机上,和书里面的人物对号入座。美国比较强调这种应用功能。”同毛尖的观察一样,在方柏林看来,美国的语文课重视写作,“比如我们国内很少写诗。这里老师会要求他们写诗,给他们一定的固定格式去套,而且不是写一首两首,我看到儿子把写的诗歌整理成册,还放进了自己的插图。”

        在方柏林看来,在美国,老师注重教育设计,也有大量的教育资源去使用,所以教材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教育目标、教学方式起码跟教材同样重要,中国对教材特别看重,但其实这只是一部分。”但方柏林也承认,美国的这种教育方式,也是因为这里的班级比较小,中国的课堂班级比较大,没办法用这种方式。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4年3月17日,版次:A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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