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古”“今”对比分析当今教育病在哪里

【编者按: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资中筠女士从“古”、“今”对比分析,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考量:学校评判标准、入学选择、“读书”方式、德育、教师的敬业态度、如何对待学生。】

前不久,我遇见了《吾国教育病理》的作者郑也夫先生。这是一本极其“尖锐”的书,而书中,郑也夫先生客观对中国当前教育进行了相关批评,他说:“可以把教育弄得很糟糕,但弄得像现在这么糟糕得有点儿本事才行。”作为教育者或被教育者家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从这样“尖锐”的话语中静下心来去思考、分析:“为什么郑也夫先生会有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教育,究竟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每个人有每个人分析事物的方法与特点,而我,偏向于进行“古”、“今”对比。

不以“升学率”作为评判学校标准

以前,我们选择学校,给予一个学校“好”的评价,其理由一般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员优秀,学校风气正,学校制度严格等等。而现如今的家长,在“择校”问题上,多以“升学率”来作为评判学校的标准。

那时的我们,很少听到“升学率”这个说法。当然,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我们,没有“升学率”这一概念,对我们呢而言:“好”的学校所造就的学生,考取的大学自然较其他学校优异。

如今,家长们的大多数看法则不同:“以这个学校的升学率为前提,评判这所学校是否为家长心目中的‘好’学校。”在我看来,这样的观念,岂非本末倒置?

换句话说,一个“升学率”高的学校,难道一定是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吗?这样的选择真的是正确的吗?答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只是不愿去揭露罢了。

贫寒子弟凭成绩,还是能考到县城的学校去

那时的我们,教育其实并不普及。农村地区有大量的“文盲”,那里大多数的孩子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地区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当然,对于那时的“择校”问题,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往往选择在所谓的“弄堂小学”中就读,也就是“就近入学”。其实,从现实角度出发,那时的交通不及现如今的这般便利。如果孩子到远处上学,父母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接送孩子上学这一事情上。与大家相同,那时的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与选择,我是这样入学的。

与此同时,那时的我们,公立学校在学费上均是对学生免费的,收取一定费用的则是私立学校。而现如今,“教育费用”如此之高,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显示,允许一些含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可是,很多人都存在于“有这样的想法,却未曾实施”,这是为什么?在和一些朋友聊天中,他们告诉我:“一个子上学已经很难的了,没有足够的保障去培育第二个孩子。”

那时,我的父母辈,每个家庭拥有几个孩子时在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家中养育几个孩子,也足以让孩子们去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但是,那时的“负担”,仍然没有现在的“负担”那么重。就拿学费这件事情来说,那时候的大学,公立学校没有学费这一概念,需要交纳学费的是私立学校。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转过头来,现在我们的教育之路,学费之高困扰着大多数家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左右,一般的工薪阶层的收入相当低,生活拮据,但对比现如今的上学“难”的程度,可谓是远不及“今”。

老师若是很欣赏某篇文章,便会带着学生一起念、读、品

前几天,我在南京参加一次“亲近母语”的教育座谈会,座谈会上,我们谈及我们那个年代的国文课,对比现如今的语文课。

那时的我们,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若很欣赏某篇文章,便会带领学生一起念、读、品,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向我们阐述这篇文章她所认为的“耀眼”之处。这时,带着老师的看法,我们融入其中,开始去欣赏优秀作品。这是一种熏陶和感染。而现在,大多数老师会将一篇文章分段落、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同时,给文章做属性的标记,如:这篇文章属于记叙文、抒情文、议论文,还是散文?

记得大概是前几年,我发表的一篇文章被上海某教辅机构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回应”,上面写着:“作者意图”是什么,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等等。我当时想,我哪有什么特定的意图呀,难道,优秀的文字作品一定是在某种特定的意图下完成的吗?

当然,这样的做法可以作为某种学术研究。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打着“必须”的旗号,灌输给学生。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文学作品的框架与其棱角,并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这样不是在阅读,而是科学。

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引发每个孩子的创造力

首先,我那个时代的教育,首先把公民教育放于首位。“公民教育”这一概念,在我看来,就是教会孩子怎样去做个好孩子,而这样的“好”,不仅仅是体现在家庭当中,还包括在社会上,怎样做个“好”孩子。

打个比方,比如说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马路靠左边走,等等在公民课里面就有。那时候走路靠左边,因为还是英国的传统,抗战之后改成右边走,总之指的是遵守交通规则。看到别人有困难应该要去帮助等等内容。我看到我亲戚里面高年级的课本里有少数服从多数、让人把话讲完、民主程序这些内容,我学习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里。

接下来,“传道授业”一项则显得顺理成章了。

一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什么是“三好学生”?反过头来,我们扪心自问:“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长处,我们不能拿自己的“长”去比他人的“短”,不是吗?

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方式很自然。读中学的时候,我就读于天津耀华中学,其师资力量的确雄厚,其校长是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曾在当时的北洋大学(即天津大学)担任教授的赵君达先生。当然,仅仅是遇到这样的校长还是不够的,在这所学校里,我遇见了众多讲授能力极强的老师。举我的学生时代的例子,那时的我曾遇到了几位能力极强的的数学老师,将数字与数字之间的联系讲授地栩栩如生,让你没有理由不想去触碰。在这样的老师的影响之下,六年的中学生活,功课最好的显然是数学了。

谈及现如今的教育,我觉得,教育应该回归人性,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去引发他们自然的创造力。这样,才是对学生个人的教育,而不是一种教育的空壳。

教育、教师应该脱离“趋炎附势”

那时的教育,没有“趋炎附势”的概念,任何人的家庭背景在学校里都显得不那么重要。那时的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等人。徐世昌的侄女与袁世凯的孙女曾和我是同班同学,但却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了解这些而已,但并没有人刻意去在意。班里的同学,有富裕的大资本家的孩子,同样也有贫穷家庭的孩子,这同样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

同样,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处于内战时期的我们,通货膨胀很厉害,所有教员,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艰苦,他们的工资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但,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老师们依然认真地教书,非常敬业。

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单身女老师,她生病时,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萧条!她进不起医院,生病就扛着,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认真讲课。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回想现在,有多少教师可以做到这般敬业?

而现如今,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早已深入教育体系之中,连简单地想一想,都都令我们感到后怕。作为教育者,我们应当明白:教师是否趋炎附势,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待事物的态度。

学生是教育的主角,师者只是辅助他们成长的陪伴者

师长的关怀和真诚的爱,对小孩非常重要。

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完全没有感情。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孩子拉低了班级成绩,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做仇人。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要么变得非常自卑。

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有没有善良的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也会批评,但他是很负责任、很诚恳的,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

作为师者的我们,应与学生进行“心灵”上的沟通,让学生知道,老师是以真诚的爱来传道授业的。只有这样,学生们才会回馈出一种源于他们内心的认同与爱。

教育,学生是主角,而师者是辅助他们茁壮成长的陪伴者。

文章来源:教育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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