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唯分数论”的绞索正在越抽越紧

【编者按:启蒙运动领袖如法国伏尔泰,非常羡慕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有许多弊端,但它作为一个上升杠杆,把许多优秀人士从底层推向了高层,是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的。而今天的社会,垂直上升渠道几乎向年轻人关闭了。如果我们的现代教育办不好,就可能再次成为科举制的学生。朱大可先生不仅从选拔制度上,还从语文教育的“失败”、美感教育的“缺失”、学生“减负”重形式上,对当今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先生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心情:在批改中国文化史的博、硕期末论文时,发现28名学生中有5名学生论文抄袭。其中3名学生全文抄袭,2人抄的同一篇文章。“好文抄一下也就算了,因为好歹还知文章好坏,抄都只抄烂文,这就不止是德行问题,而且还是智力问题了。5篇抄袭论文中有3篇出自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之手,我是否为应当为中国环境改造的未来图景深感担忧?”朱大可说,学生们的论文让他的心情极度糟糕。

目前论文抄袭现象,在高等院校已是公开的秘密,论文抄袭造假的新闻也不绝如缕。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到博士生,从学生到教授到校长,甚至到中科院的院士,从普通的高等院校到知名学府都无不涉嫌抄袭案例。

学生在论文写作中的抄袭现象主要根源在哪里?90后身上有着哪些汉语危机?如何看待分数?搜狐教育近日就以上问题采访了朱大可先生。

他们受够了语文教育的折磨

搜狐教育:关于学生在写作中普遍抄袭的现象,您认为主要根源在哪里?

朱大可:学生的最大问题是不会写论文,他们不会查资料,不会做社会调查,更不知道如何通过对不同渠道的不同声音进行辨析,从而获得自己的独立见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文教育的恶果。由于长期规训和打压,中国学生已经习惯于服从老师或官方的意见,很少会去谋求一个另辟蹊径的答案。

抄袭,是掩饰其独立写作能力低下的一种捷径。对于这种欺骗行为,卷面上的分数只能给到“0”分,但实际我给了他们“-100”分。尽管教育体制对此要负很大的责任,但这同时也是学生自身的诚信问题。对于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的习惯性作弊,我已经忍无可忍。当然,教师的抄袭问题也很严重。如果学校不能建立教师和学生的诚信档案,用扣分法来管理个人诚信记录,这种抄袭和剽窃之风,还将长盛不衰。

搜狐教育:您一直致力于汉语危机和文化守望,在您与学生接触中,90后身上有着哪些汉语危机?又该如何去守望?

朱大可:目前在许多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大都已经废弃。此前流行过的那些大学语文教材,内容主要选自古代散文和现代散文,不过是中学语文教材的延续,没有任何精神性突破。这也是大学语文丧失魅力的重要原因。朱学勤(编者注:中国当代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跟我说过一个例子,他的宝贝儿子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屋顶上,点火把所有教科书付之一炬。这里面蕴含着一种很深的仇恨。大学语文非但没有消除这种噩梦,反而让它卷土重来。你无法责怪这些学生。他们已经受够了语文教育的折磨,不想再回到“旧社会”去。

我们还要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口语的兴盛,汉语质量已经迅速下降。在这种语境里,精致的汉语很难得到延续和传递,也很难被网民所接纳。精致化的文字反而会遭人责骂,理由是“矫情”、“装逼”和“绕弯”。跟那些哲学家,像老子、王阳明、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相比,中国现代汉语还是非常肤浅的。作家坚守汉语质感的基本底线,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失去大批缺乏汉语修养而又自以为是的读者。但我认为这恰恰不是什么损失,反而是作家的荣幸。如果一大堆有学历的汉语贫民、汉语低幼儿或汉语残障人士喜欢你的作品,那究竟该是你的荣耀,还是你的耻辱?

蔡元培遗产和“MP3危机”

搜狐教育:您曾经谈到,理想的大学模式是回到蔡元培时期。那么对于近年来社会上涌现出的民国教育怀念思潮,您怎么看?

朱大可:民国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毛病多得一塌糊涂,但为什么现在还是涌起了民国风、民国范儿、民国潮?我想其原因就是要表达对现存教育体制的不满。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可资借鉴的重要遗产。首先就是包容,他能够包容像胡适这种高度西化的自由派角色,也可以包容辜鸿铭这种留着长辫子、有恋小脚癖的保守派怪人,甚至还包容陈独秀这种违禁嫖娼的激进左派教授。正是这样的包容,不仅可以繁荣思想,也能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我以为,选择权是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的权利之一。好的体制,就应当允许教师和学生选择跟自己对路的学说、课程和导师,更要允许学校选择自己的校长、教授、学生及其办学理念。

第二,教育体制必须独立。美国耶鲁大学的最大自豪,就是它的校长冒着失去政府补贴的危险,也要坚持独立办学的立场。蔡元培虽然是教育官员,但是他在某些方面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必要时几十次辞去部长、校长之职来加以抗议。他的一生,是不断就职和辞职的一生。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应当是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内核,无论校长还是学生,都应该遵行这样的校训为。蔡元培是这方面的楷模,可惜,这样的校长早已不复存在。

第三,蔡元培在教育方法上推行“美育教育”,这一点经常被人忽略。为什么首推美育?蔡元培发现,民国时期的社会公共价值,仍然有很大的缺陷,它不仅导源于学科残缺,也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种基本东西——美感来加以代替。这种美感不仅针对艺术,而且也能在评判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时产生作用。一种制度是不是好的,你可能无法做理性评判,但它究竟是不是美的,你却可以借助直觉来做出感性评判。

美感萎缩,是中国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危机的主要形态之一。文革是摧毁美感的最大灾难,但文革之后,刚经过80年代的短暂修复,又在新一轮灾难中继续萎缩下去。唯一的例外是,经过30年的市场熏陶,我们对服饰和化妆的鉴赏力有很大提高,但其他方面仍然处于白痴状态,而且还变本加厉。音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对音乐的理解力本来就很大问题,新技术一来,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80、90后,都是在MP3和杜比减噪系统的环境下长大的。MP3把一个三维甚至四维的声音,强行压成一个扁平的一维二维声音让你欣赏,还过滤掉各种“有意味的杂音”,导致大量音乐元素被抹除。人们满足欣赏单线条的音乐旋律线,耳朵的审美感受力急剧下降。这在本质上是一场感官的生理性退化,它是不可逆的,根本无法修复。只有极个别的音乐天才,像朗朗和李传韵,才能逃离这种集体性的感官癌症。而音乐方面的疾病,还会传染到视觉和文字,形成更大范围的艺术感官萎缩综合症。

办不好现代教育意味着向科举制投降

搜狐教育: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这一年600余万毕业生组成求职大军。入学易,求职难,社会固化让年轻人向上流动越发艰辛。您怎么看这种现状?

朱大可:中国向上通道最通畅的年头,大约是在80年代,也就是1989年之前。四人帮倒台后,精英阶层陷入青黄不接的状态,国家需要通过培育大学生来进行全面接班和换血。我们在校的那会儿,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同学们的嘴边和心里,堆满了“舍我其谁”的信念。

1996年,政府开始了双向选择,进行自由择业的试点。到1998年,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大学生开始面临自己找工作的窘境。我认为这个节点,应当就是向上通道收缩的转折点。人才流动空间越来越窄,最后呈现水平流动的状态。大学生要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才有可能赢得上升空间,而且往往采用畸形和违法的方式去实现,送礼行贿和买官买位,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你还可以看到考公务员的盛况:万马奔腾走独木桥。用这种方式来博取向上通道,是一个极其可悲的现状。

垂直上升的通道基本上对年轻人关闭了,而如果社会垂直通道被垄断,这个社会就不仅会失去起码的公平正义,更会丧失创造和进化的必要动能。中国社会之所以能维持近两千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采用了科举制作为上升杠杆,把大批优秀士人从底层推到顶层。这是维系帝国稳定和社会活力的重大机制。启蒙运动领袖如法国的伏尔泰,非常羡慕科举制度,觉得这是最完美的制度。当然,这种制度也有其语言八股化、意识形态陈腐化和程序舞弊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办好现代教育,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向科举制度投降,反过来成为它的学生。

“唯分数论”的绞索正在越抽越紧

搜狐教育:2013年您关注的教育事件有哪些?

朱大可:2013年各地酝酿的教育改革方案,还算是一个有点意思的话题。这么多年来年年都在改,但是越改越糟,有关部门不停下达各种指令,“唯分数论”的绞索反而越抽越紧。中小学减负,学校不考试,不布置作业,不许老师做课外补习,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学校最后还是要拿中考和高考成绩来说话。家长只好带着小孩到处找补习班。把同一事务简单外推到社会和家庭,实际是一场责任转嫁,除了给校方减负,没有其他任何意义。现在一年级小学生的课外作业,必须做到晚上十点钟才能罢手。这种疯狂的态势,还在恶性膨胀之中,看不到有任何缓解的契机。

搜狐教育:2013年各地都在酝酿教育改革方案。业界也有人说语文分值提升有可能反映我们对母语教育的重视,您觉得通过提升高考的分值这种方法,会对母语教育有多大影响?

朱大可:这只是提升汉语教育的一个方面,但是汉语教育本身改了没有?我看没有。现行作文教育,实际上是培养小作家的方式。西方教育更注重学生的社会问题观察和思辨能力。他们没有统编教材,老师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写作文体以调查研究报告为主,学生在写报告之前,必须先做社会调查,完成作业之后,大家在课堂上讨论各自观点,老师做最后点评,但注重的不是观点的正确与否(因为文科没有标准答案),而是论据是不是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合理,表述是否正确得当,如此而已。这种社会调研的习惯,通常在小学三、四年级就建立起来了。

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学会独立思考和优雅表达。这种思维没有建构起来,这个教育就是失败的。但我们的语文教育仍然处在教条八股文的状态,它要求学生以课文为标准去思考和表达,学会庸俗文艺腔的抒情和说教。这是汉语教学的最大障碍,不解决这个问题,而仅仅靠加分,无法矫正中学语文教育的弊端。

此外,在各门教育中强调知识性、记忆性和解题技巧,都是极其陈腐的教育观念,大脑活动力是有限的,应当把它集中在原创力、想象力和批判力的培养上。中国人考试能力世界第一,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但中国的原创能力有所提高吗?已经许多年过去了,我看不出有任何提高的迹象。如果中国继续坚持以考试为唯一目标的教育体制,最终只能彻底断送中华民族的前景。今天,那些“考试第一”的一代,正在成为中国制造业、文化产业和文化创造的中坚力量,但我们始终只能“中国制造”而不能“中国创造”,只能“中国消费”而不能让世界“消费中国”,只有“中国知道”而没有“中国让你知道”,只能有限改变国人的生活质量,而无力改变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没有后一种巨大的力量,所谓的“大国梦”,就只是痴人说梦。

学会利用分数,千万别成它的俘虏

搜狐教育:目前中国教育的学生质量标准,主要建立在分数上,由此形成一种“唯分数论”的坚硬体制。分数成为中考和高考的唯一遴选标准。您如果看待这种标准?它是否真的像教育部所坚持认为的那么靠谱呢?

朱大可:其实大家都明白,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分数只占总分的60-70%,还有30-40%属于天赋、品德、社会组织和交往能力,这些方面的成绩,需要通过组织校园社团、参加社会活动、投身公益事业的情况来综合评估。

考分这玩意儿,的确能看出你应付考试的智力,但它不是一种综合智力。考分在100-90之间的学生,由于把主要精力都拿来对付考试了,批判性思维容易出现问题,而考分在89-80之间的学生,反而会因为中毒较浅而变得更有活力。

我参加过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表示,如果自己的企业招人,通常不会到排名前十的大学去挑选,而是选择第11名到第30名之间的大学。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有理想而不好大喜功,自信而不狂妄,理性而不僵化,踏实而不钻营,值得企业高管花时间精力去加以培育。我也曾去过一个三本学校讲课,这所学校为那些善于思考的学生,专门成立了精英学院,每年招收200名学生,它的标准不是分数,而是面试时看你有没有对社会问题的独立看法。我跟这些学生座谈后发现,他们的思考能力,超过了许多名校学生。所以分数不是一个衡量学生才能的绝对值。在中国式教育的特殊背景下,你必须学会利用分数,但千万不要成为它的俘虏。

文章来源: 搜狐教育


朱大可:“唯分数论”的绞索正在越抽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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