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从人的意义上来认识教育

在我们教育的宗旨里,首要的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只有不把学生当成一个工具,真正地让学生自由发展,让他们把自己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们能够更好地成人。

李培根:中国教育的改变,是一个系统工程(一)

李培根(根叔),湖北武汉人。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李培根的演讲《记忆》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2014年3月31日,李培根发表离任演说《遗憾》,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引发了热烈讨论。

建议把“人的自由发展”,放到教育方针的首位

蒋保信:我主要想请您谈三部分,第一部分谈您个人的教育理念,第二部分谈谈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问题,第三部分谈一下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问题。

李培根:第三部分和第一部分有关系。我们讲教育现代化,首先理念要正确。说到教育理念,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根基上认识教育》。我认为,我们国家没有从深层次、从本质上去思考教育的意义。从根基上认识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说得简单一点,一个字就够了——“人”。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讲人的意义。我们真的要很深入地去认识教育的话,应该从生命活动的性质、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存价值的尊重等方面去考虑。然而,我们做得很不够。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是超越生存这个范畴而自由自觉地活动,这个非常重要。其实马克思有一句话,好像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篇文章里讲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没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教育。

下面就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一个问题,教育的宗旨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方针?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总感觉到,我们长期以来是从工具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而不是从人的意义上来认识教育,这是很遗憾的。

蒋保信: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培根:首先讲我们在教育方针上的问题。从我小时候念书开始,中国的教育方针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这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当然,后来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我们还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学生将来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没错的,也需要这样。但是,如果教育的方针,或者说教育宗旨,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就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够的。要真正地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教育,就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制定国家的教育方针。

去年在人大会上,我提过一个关于修改教育方针的提案,我建议把“人的自由发展”这一条,加到我们的教育方针里,而且放在首要位置。说具体一点,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其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有一句话,“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不仅是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还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最基本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宣言》奉为经典,却忽略了这句话。长期以来,“自由”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自由化、自由主义之类的东西,我们甚至时不时把“自由”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有时候也谈“自由”,但是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名正言顺。其实,马克思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西方有一些学者非常强调人的意义,包括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像弗洛姆,我看过一些资料介绍,他也非常强调人的意义。但是,我们很多人却把这些东西都扔掉了,这是很可惜的。

我觉得,如果仅希望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用这样的理念去培养学生,他们反而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我们教育的宗旨里,首要的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只有不把学生当成一个工具,真正地让学生自由发展,让他们把自己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们能够更好地成人,那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正是我们的教育方针所欠缺的。

也许有人讲,是不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利于我们讲自由发展?当然有这一面的影响。但是,真正要追溯到很远的话,应该说我们把孔子好的思想也给扔掉了。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这个“为己之学”,我认为是有人性光辉的,也包含了自由发展这一层意思。如果学习是“为人”——为了别人,是为了实现别人的目的和预期,那不好。学习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成为自己。说得通俗一点,让学生更好地成为他自己,这就是孔子的“为己之学”。可是,后人(包括今天的我们)却把孔子的光辉思想给扔掉了。中国历来不大强调自由,就像严复说过的那样,“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把它作为教育的意义。

对于中国的教育,我认为需要从两方面思考,一方面是它怎么符合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方面怎么真正回归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强调让学生自由发展,无论从传统还是马克思主义而言,应该都是符合的。

这是教育的宏大问题,在现实中国,不是一个学校能够解决的。我还要为教育部说一句公道话,这甚至也不是教育部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去思考,到底我们培养人的方针、宗旨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要从国家层面对教育宗旨做出调整,避免失去灵魂的改革

李培根:在我的印象中,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大学里,也不断地进行着教育改革。但是我们所谓的教育改革,可以说只是课程体系或内容的调整而已——增加或删掉一些课,或者在一门课里增加或去掉什么内容。这种改革当然是需要的,但如果我们的教育改革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是失去灵魂的改革。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避免失去灵魂的改革。如果我们不触及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只是谈一些枝节问题,比如课程内容的增删,也不可能有明显效果。中国当前的教育有太多的问题了,比如“钱学森之问”,这是令国人困惑好多年的问题。我们从浅的层面很难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深层次上去反思教育问题的根子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还是教育的指导思想有欠缺。我一直在提倡,需要从根基上认识教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需要有这方面的观念和意识,这是很重要的。

蒋保信: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今年两会期间,内蒙古有一个中学校长提出了要把公民课纳入教学体系。我后来采访葛剑雄的时候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如果不改变把学生当做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教育方针的话,就算把公民课纳入课堂也是没用的。

李培根:我讲的要调整教育方针,不是说不要让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不要这样去误解。让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这只是一个基本要求,我们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这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要求学生听话,学生从小就被培养成很听话的人。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它有一个传统就是讲学生要“听话”。我在学校里一直不提倡学生“听话”,我一直希望学生有质疑、批判精神。我认为我们要培养学生具备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的能力。我记得康德讲过,“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如果只要求学生“听话”,让他们成为工具,学生何来创新精神、创造精神?从长远来讲,这是影响我们发展的。对于“钱学森之问”,如果挖根刨底的话,是不是跟这些东西都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有关系。要彻底改变这个状况,首先还是需要从国家层面对教育方针做一个宣示。

在国家层面如何办高等教育,我们还缺乏清晰的认识

李培根:前些年,教育部前副部长周远清先生主持过一个关于教育强国的重大研究课题,我跟我们学校一位教授一起负责其中一个子课题,这个子课题就是关于大学理念的。当时我谈到一个观点:很多人谈高等教育理念,就把它局限于大学的办学理念。当然,对于各个大学,这很重要,大学到底怎么发展,每个大学情况的不一样,所以要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但是,对于国家来讲,这个事情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拿不出一个“放之所有大学而皆准”的办学理念,每个大学的办学理念都是因它自身定位而异的,所以我们只要放手让各个大学去探索就行了,每个大学自然就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办学理念。然而恰恰是在国家层面如何办高等教育,似乎还缺乏清晰的认识。这个问题不只是高等教育独有的,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包括初等教育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需要我们从国家层面去调整教育理念和方针。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年专门为此而写了个提案。

蒋保信:上面有批吗?

李培根:人大会转给教育部,教育部也跟我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这个事情教育部很难回答。如果我是教育部长的话,我也很难回答,所以我理解他们,不能怪他们。

蒋保信:您认为学生不自由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李培根:说大一点的,先从国家层面说起。我今年在人大会上有一个发言,说到不要用意识形态遮蔽人格教育,当时有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场。我们的教育里有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完全不需要意识形态教育,是可以有一些的。但如果太多的话,人格教育不到位,这对学生基本人格、现代人格的养成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过多的意识形态教育也不会有好的实际效果,基层的教育工作者都能看到这一点,也许领导得到的信息不对称。

要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李培根:具体到教育方式上来讲,我们也有很多让学生不自由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在大学里,基本上是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这真是太简单不过了。不去启发学生主动思考,没能激发学生的潜能,这是教育很大的一个缺憾。在这一点上,国外的教育和我们比较起来,的确要好得多。在国外的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明显比我们要好得多,我在国外念过几年书,听过课,深有感触。严复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他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中国人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西方人崇尚的是发现新的东西。在学生受教育的时期,我们应该要培养他们主动思考的能力、质疑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从教育方式来讲,这是我们很欠缺的一面。

这些年,我们在学校里也在试图做出一些改变。在华中科技大学,我们讲未来要有三大战略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转变。

推行“责任教授”制,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秀教师

蒋保信:您以前接受杨澜采访时说到,大学里教授喜欢跑课题,他们与学生的联系比较少。如果要以学生为中心的话,就需要教授们做出一些调整。

李培根:对于你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学校现在也正在做一点改革。这些年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教师和学生的距离被拉开了。

蒋保信:我上大学那会,就一直感觉老师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李培根:尤其是优秀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开了。在研究型大学里,优秀的老师一般研究能力比较强,大牌教授就更不用说,研究任务比较重,都是比较忙的。我们现在讲一流大学,都不自觉地把研究成果作为衡量这个学校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学校看教师水平也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有能力的教授,尤其大牌教授很少走上讲台,那么他们和学生的距离就拉得很开了。

我跟我们的干部教师说过,我们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设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学校里上学,好的老师他都难接触到,你心里怎么想?我们没有哪位家长希望这样。从幼儿园开始,你就巴不得小孩子跟好的老师在一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一样。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名师和普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差别是蛮大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校目前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设置“责任教授”。在以前,一些大牌教授因为研究活动比较多,比如要承担一些重大课题,有时候比较忙,即使有课也不能不去应付重要课题的事,那怎么办?按照我们的教学纪律,课是不能随便缺的,所以就干脆不让这些研究很忙的老师上课了。为了避免这种矛盾,我们现在采取了“责任教授”制:大牌教授对某一门课负责任,这个负责任,首先就表现在要尽量上讲台。但上讲台不等于所有的学时都要去上,因为有时候这些教授的确要外出进行某些重要科研活动时,那么责任教授下面的助教就要顶上去。但是,这门课的内容、体系以及整个教学效果的好坏,是由责任教授也就是大牌教授负责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使得优秀教师和学生的距离会缩小一些,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秀教师。

蒋保信:我前几天跟在华科读博士后的朋友聊天,他说您的这个“责任教授”制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但是有些老师对此很不满。据您的观察,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效果如何?会不会因为有些什么阻力而不能长久做下去?

李培根:我想总会有不满意的人,但绝大多数不至于。是不是有少数纯教学的教师担心责任教授挤占了他们的教学学时而影响其收入(因收入与学时挂钩),我不得而知。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科研任务极重的人也有意见。总的说,有些老师不满,那不是主流意见,只要学校坚持,完全可以长久做下去。

王梦瑶:我觉得这有一个现实的矛盾,可能有些老师在教学方面确实不如他在研究方面能力强,如果说要求他同样承担一些教学方面的工作,他不一定能胜任。有没有一种可能,将教育方面的功能和研究方面的功能分开?

李培根:我是不主张分开的。我不敢把话说得太绝对,不说个别情况。我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做得好,对于教学是有好处的。一个研究做得好的人,我相信他讲的课一定会更生动。研究做得好,视野一定会更开阔,而且他还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就算他不去详细地讲这些新东西,只是随便点拨一下,也能引发学生思考,对学生也是有很大好处的,这就是研究对教学的好处。所以,我不主张研究和教学分离。怎样才能让研究做得好的教师(其中很多是优秀教师),尽可能多地走上讲台,多和学生接触,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和行动的。

对于中国教育,大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大学的某些责任被我们忽略了。我曾写过相关文章,提到大学要承担对过去记忆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我们做的不够。

大学要承载对过去的记忆

蒋保信:这个也算是意识形态教育遮蔽人格教育的一个方面吧,有意模糊对过去的记忆。

李培根:大学要承载对过去的记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举个例子,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虽然在课本里提了一提,但是现在年轻的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很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丑陋,我们没有深刻的反思。

蒋保信: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李培根:如果不让学生去记住过去的历史,这本身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现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只说不能否定党的历史上某些领袖的功绩。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丑陋、痛苦,如果我们不记忆的话,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习总书记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为什么我们对过去的历史要选择性地记忆?这个不好。

蒋保信:这个真的是政治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现在图书出版,有很多文革题材都是不能碰的。

李培根:我觉得无论如何,教育要多少突破这个框框。在这一方面,德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看过一个资料,德国哥廷根大学历史上有一个七君子事件,当时有几个教授反对汉诺威王朝,后来大概也是当局施压,学校把这几个人给除名了。结果哥廷根大学就世世代代让她的学生记住这个事情,觉得这是学校的一个耻辱,应该永远记住。记住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你看看我们的大学,稍微历史长一点的,哪个大学没有一些名教授或者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冲击、受到羞辱的事件?可是,我们对这些都没有保留记忆,尤其是年轻人。

蒋保信:这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大学解决不了。

李培根:至少在国家层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不能只是几句话就抽象地概括了,轻描淡写地承认那个时代是有错误的,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让学生真正地了解文革,多了解一些历史事实,包括了解一些具体事例,这样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荒唐。我们都是过来人,知道那个时代最可怕的一面,是对人的蔑视。我们的大学应该有记住这些历史的责任,但我们却忽视了,这对我们的未来没有好处。

大学对未来要有引领作用

李培根:第二个问题是,大学对未来也是有责任的,但我们在这方面也很欠缺。好像未来不必你思考,不必学生思考,好像也不必教授思考,我们只需要听话就行了——这怎么能行呢?我觉得哈佛校长福斯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她说大学应该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能够只是仅仅对当下负责。她这个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像在说咱们似的。我们真的就是只对当下负责,听话就行了。这是不行的,对于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大学是要起到引领作用的。

蒋保信:现在大家对大学的期待都是这样的。

李培根:如果讲功能的话,中国大学很欠缺的一点就是引领。当然,我们现在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技术进步方面已有不少成就,的确如此。但是,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我们大学所起的引领作用还是很少的。这跟我们前面讲的问题有关,因为教育的指导思想上有问题,我们的大学被这个指导思想和教育宗旨制约了。

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缺乏现代人格

王梦瑶:中国有很多大学生精英,有些毕业之后就出国了,然后也不回来了;还有一些毕业之后没有做自己专业方面的工作,只是去当个公务员什么的。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培根:我感到很遗憾的是,即使从我们意识形态教育的角度去看问题,现实的情况跟我们所期望的也相差太远。从意识形态上看,我们希望这些人听党的话,有个崇高、远大的理想,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但现实情况是,在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中间,充斥着冷漠、麻木、自私。

蒋保信:就是钱理群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李培根:对。当然,他可能讲得比较激烈。但是不容否认,我们确实有不少缺乏理想的学生。有些学生只想着出国、考研、或者找一个满意的工作,对国家、对社会的很多事漠不关心,变得很功利;还有些学生对于未来不知所措,沉迷于虚拟的世界中,沉浸于网络、游戏等等。现实的情况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希望的差别颇大。

我们还得讲另外一个话题,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是人的现代化。我们如果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准备不足的话,即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得很快,最终可能还是有问题。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缺乏现代意识,缺乏公民意识,缺乏民主法治精神,如果中国未来的公民都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很好地现代化吗?国家的现代化一定是需要现代的人,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现代人格。但我们现在做得很不够,我前面讲了,我们只是灌输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是不能够代替现代人格的。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教育今后要去面对和关注的。

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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