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完善基础教育不应忽略老百姓的理念误区

【许多老百姓头脑里的教育理念需要升级换代——如多学知识少玩耍,上好学校才有好人生;教师的薪酬制度助长了低质的教育;二元领导结构让教师迷惘,做事受到掣肘;国家应在充分信任中指挥教育。】

李培根:中国教育的改变,是一个系统工程(二)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蒋保信:接下来想请您谈一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的问题,比如中国大学生创造力不足,是不是跟我们的基础教育也有关系?

李培根:当然有关系了。

蒋保信:您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什么问题?

李培根:我们先从中等教育讲起。很明显,我们现在搞的是应试教育,大家都已认识到这一点了。曾经有人提出取消高考,但是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取消高考将是另外一场灾难。如果现在取消高考,不知道会对教育公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后果可能很可怕,因为我们的社会诚信还是太差了,所以不能这样。当然改革高考的内容和形式是有必要的。

我没有系统地研究基础教育,只是模糊地感觉到,我们老百姓中间不正确的教育观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强大的教育文化。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的一些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有误区。基础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其中还包括老百姓头脑当中所存在的误区。老百姓的误区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是前面严复讲的,中国人夸多识,要孩子尽可能多学些知识。中国父母花很多钱去为孩子报这个培训班,报那个培训,在小孩子对那些东西还不是太有兴趣的时候,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一个是尽可能地让孩子上好学校,不然的话,就以为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上好学校还真没那么重要。

我们忽视了对孩子的玩耍教育和情感教育

李培根:在我们的基础教育中,有两个被忽视了,一个是玩耍教育。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们小时候连幼儿园都没上过,那时候在农村里上的小学,极其不正规,即使用当时城市的标准来衡量,都不能算是正规小学,更别说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了。但我们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玩耍,跟现在的玩耍相比,那当然是层次很低的,比如打珠子、捉迷藏等等。我为什么强调玩耍教育呢?因为玩耍其实也能培养人的智力,只不过智力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比如说捉迷藏,其实是能锻炼智力的。今天多认了几个字,这当然是智力的一种表现,但捉迷藏所锻炼的智力并不一定比多认几个字差。再说了,早期没有认得的字,后来只要一努力,一下子就补回来了。

再一个,玩耍教育还能培养人的情商。小孩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建立起和同伴相处的情商。现在的小孩子,除了上学之外,很少有其它时间和同伴玩耍。在家里,只能跟大人在一起。但是,小孩跟大人在一起,与小孩跟同伴在一起,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被我们很多人忽视了。如果说外面的培训班还有些作用的话,主要也是小孩子之间的玩耍。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不花钱让小孩子一起比较自由地玩耍呢?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忽视了情感教育。我们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培养他们健康的情感。健康的情感包含的内容也很多,不仅是对亲人的情感、对普通人的情感,还包括对生命、对大自然的情感等。当家长过分关注孩子的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时,肯定影响孩子健康情感的养成。此外,健康的情感可能跟玩耍也有关系。

王梦瑶:您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而以前的家庭里有很多兄弟姐妹?

李培根:我跟我们学校一些年轻老师说,你们其实可以邀约孩子在业余的时间,或者周末,大家一起玩。今天到我家里玩,明天到你家里玩,大家经常在一起玩不是挺好吗?多给他们这样一些时间,对小孩子一定是有好处的。

关键问题是,现在这种状态一旦形成文化、风气之后,要改变就很难了。有些人觉得别人都这样,我能怎么办?

蒋保信:对,我之前和朋友聊天,说到现在小孩报这个,报那个班,问题很大。但我朋友说,等你有了小孩之后,你也得这样。不这样,你的小孩就进不了好学校。

李培根:刚才讲的,拼命想进尽可能好的学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蒋保信:这也跟我们的教育资源的倾斜有关系。

李培根:所谓的教育资源倾斜,没有那么重要。好学校有那么重要吗?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人,全部是好学校培养出来的吗?那些优秀的人,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这几个阶段,一直都是精英学校培养出来的吗?还真不是这样的。你看,伟人和优秀的人不一定都是好学校培养出来的吧?

有些家长一味地要自己的孩子考尽可能好的大学,我建议家长们不要有这种心理。我们当然要承认,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总体来讲,那里的平台比其他学校好。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勉强考取了北大、清华,他在那里不能处于一种比较自由、愉悦的学习状态,这也不一定是好事

我这是有观察的。如果把学生的高考成绩分成上、中、下三等的话,北大、清华学生的下等平均成绩,要略高于我们学校(华中科技大学)上等平均成绩。但是等毕业之后,我们学校好的一批人,比北大、清华后面的那一批人,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止好一点,而是好很多。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我们学校和比我们录取分数低很多的学校之间,一样的道理。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某些学生而言,上最好的学校未必是好的选择。这个道理我们很多家长并不懂,学生自己也不明白,就一味地去追求好学校。所以,不要为了考名校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发展,还是回归到自由发展,这是最重要的。

蒋保信:《南方周末》以前有位评论员叫笑蜀,他写过一篇文章,把中国的教育比作精神病院,说中国学生,尤其是一些尖子生,有点像中国的运动员,以牺牲身心健康的代价来换取优质的成绩,从而进入一个好大学。

李培根:当你把自己弄成一个考试机器的时候,对自己的发展绝对是没有好处的。如果在一个比较轻松、相对自由的状态下学习,能够考入清华、北大,这当然非常好。但是,如果用那种死读书的方式,用牺牲自己自由的方式,那就不值得了。如果我现在是个中学生,我就愿意在比较自由的状态下学习,哪怕考上次一点的学校也没关系。

王梦瑶:家长可能有一个考虑,好学校的毕业生,找份好工作会更容易。

李培根:是的,你说的是有一定的道理。你一开始找工作,在人家还没有完全了解你,你也还没有表现出能力的时候,用人单位是要看学校的,不可能不看。可是,从长远来看,你要是有能力,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但以后一样可以有表现自己的机会。单位跟学校也是一样的,不是说最好的单位才能够出人才,很多人不懂这个。

蒋保信:我觉得,如果中国的考试制度不改变的话,我们的学生要想像您说的这样享受玩耍教育、自由学习,还是不可能的。西方欧美国家的基础教育是这样的,小孩子先是长身体,尽情玩,大一点的还会打打工,确立自己的兴趣,到大学以后,他们真正开始探索知识,享受思维的乐趣。而我们这边恰好相反,经过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到了大学以后,就不想学了。

教师的薪酬制度,也是一个问题

李培根:谈到教育上的问题,仔细想呢,是比较复杂的。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的。如果深层剖析的话,我们其实还存在着一个关于教师收入的问题。大学教师的收入跟某种绩效挂钩,我估计中学教师也一样。

蒋保信:对,考多少重本、二本都是有指标的。

李培根:现在大学里的老师,拼命地搞很多课题,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我记得中科院上海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告诉我说,他不希望所里的研究人员申请很多课题,这和一般学校的情况恰恰相反。很多大学和研究所,都希望申请更多的课题,拿到国家的经费越多越好。这位所长不希望这样。他说,科学家要有社会良心。如果做一个研究,钱够了,就不应该要更多的钱。他说得非常好,但是现实的、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教师的收入和研究绩效挂钩,很多人对于是不是浪费了国家的钱是不管的,怎样能让自己口袋里的钱多起来,他就要怎样做。这就造成了浪费,更严重的是极少数人还存在腐败行为。

中学里,因为教师的绩效表现是另外一方面的,可能是学生考什么名校,也有一套自己的考核机制。现在的老师巴不得学生都考上清华、北大,越多越好,因为这可以作为他的绩效。所以,如果把老师的薪酬制度改一改,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情况。首先从老师这方面来讲,他们就不会拼命驱使自己的学生考什么名校。老师们不这样,整个氛围也多少会有改变。

所以,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简单地改变考试制度就可以解决的。我刚才只是举个例子,薪酬制度也有关系。

中国教育的改变,是一个系统工程

蒋保信: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按欧美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清华、北大可能也还算不上真正的现代大学。前几年有一个数据,世界大学50强里面,没有一个大学是中国大陆的,香港的大学也没有能进入50强的。对于这个现象,有人分析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没有自主权,不能自己办自己的学校,中国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教育部大学。

李培根:这是大学治理的问题。大学治理分为两方面,一是从国家的层面,我们怎么去管理大学?再一个是,大学内部如何自治?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大学内部。要相信在大学里,从大学校长、大学领导到大学里的教授,他们都是很有思想的,如果他们真的发挥能力的话,都可以找到适合于自己学校治理的一套办法。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国家到底怎么治理大学。

我今年在人大会上发言,讲到一个话题:中国大学该有何种程度的自治?我们在谈大学自治的时候,有两种倾向。第一,一提到大学自治,就好像是说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我觉得在中国的情况之下,要避免有这种观点,不要共产党领导是不可能的。第二,一讲共产党领导,好像就不能谈大学自治,我觉得这个也不对。我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大学自治的空间。对于党的领导,我的观点就是,我们党找到她信任的人管理这个学校就行了,之后就不要有这样那样的不放心。如果后来发现这个人在实际中不按照党的方针办学,到时候再换一个就行了。中国大学还是要讲自治的,不能因为党的领导而排除大学自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大学不能自治,主要症结在于“被行政化”

李培根:谈到大学自治,大家自然会讲到行政化问题。我一直讲,大学里有没有行政化这个问题?有,但行政化的主要问题是“被行政化”。

蒋保信:不是大学自身的行政化?

李培根:当然,大学自身的行政化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它的主要症结在于“被行政化”。“被行政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学的主要领导常常是被安排,也就是说大学自身在书记校长的遴选问题上话语权太小,这几年尤甚;二是政府部门对大学事务的干预过多。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注意到教育部现在也在调整。我听说袁部长前不久讲到过,有一些东西要进一步放开。应该说,教育部现正在朝着这个方向一点点努力,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是,恐怕还很难一下子到位,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教育部所能够独自完成的,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蒋保信: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您认为该怎样去争取大学自治的这点空间呢?

李培根:我们要从国家层面不断去改善这个问题,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是一个方面。因为有些问题,如果不从国家层面去解决,包括教育部都很难有所作为。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大学不作为的借口。即使是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我觉得大学也要尽可能有它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行动。

在华中科技大学,如果希望这所大学有什么精神的话,我的希望是六个字:“独立、自由、责任”。独立,我们的大学要保持一份独立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要让学生能够自由发展,提倡学术自由;责任,我们的大学应该承载很多对社会责任,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做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记忆过去、引领未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

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在这个体制内,大学要想完全独立,这是不现实的。大学要尽可能地保持一份独立,比如对于政府说的有些事情,或者主张搞的什么大项目,要有自己的判断,不一定要事事跟得那么紧。总而言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大学离不开政府,要和它有紧密联系;但另一方面,大学也要和政府保持距离。我只能是这样抽象地来说一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不可能出现一流的私立大学

蒋保信:美国有很多独立的院校,是私有的,他们吸收了社会资本来办学,这样就使得教育多样化了,教育的质量等各方面也都很高。中国可不可以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私有办学呢?

李培根: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独立院校了,好像有几百所。

蒋保信:但是还是无法和公立学校相比。

李培根:那是,我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真正的一流大学都不可能是私立的,这很难。

蒋保信:难在什么方面?

李培根:因为我们现在对大学的控制还是很多。越是重点大学控制也越厉害,因为怕出点什么事情影响大。而在私立学校,政府的控制肯定弱一些。水平不高的私立院校,失去一点控制的话,似乎影响不大。可以设想,假如一所独立院校办到中国一流大学的水平,如果政府加强控制,投资人愿意吗?

蒋保信:现在我们对大学有一个误区,就是非得要把它控制住。可是,像美国、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它们对大学的控制是很弱的,但是它们的大学也并没有惹事。

李培根:是的。其实我们不应该把大学当成一个不稳定的根源,总觉得弄得不好会出事情的,这是很多人的思想误区。有些人即使没说这个话,内心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大学充其量只会成为不稳定的晴雨表,但它绝对不是不稳定的根源。

蒋保信:我们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李培根:对。

二元指挥体系,不利于大学的治理

蒋保信:您在华中科技大学当了九年校长,留下那么多遗憾,大部分事情是因为自己没去做,还是不能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为也,还是不能也?

李培根:我的遗憾中,有些是我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有一类是社会问题,比如有些老年教师希望在学校里建老年公寓,至今我都是不赞成的,我不认为大学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话讲回来,有些老人,尤其空巢老人,的确在生活上陷入困境,我们对他们的关怀还是少了一些。但是,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国家去研究怎么解决。

还有一类,是现实的约束,使我没法做。

再有一类,是因为大学本身的治理结构上有问题,使得我们在做事业的时候,会受到掣肘。在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里,我们有一个现象恐怕不得不承认,就是存在事实上的两元指挥体系

蒋保信:校长和党委书记。

李培根:对,倒不是说书记和校长肯定是对立的,与我搭档过的书记都是很优秀的领导。但是这种结构就注定了它容易形成一个两元体系。我赞成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不应该僵化于目前这样的形式下。

蒋保信:有哪些不好之处?

李培根:不好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干部在两元指挥的格局下,容易感到迷茫。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家族企业由夫妻两人同时去指挥,两人的权一样大,他们因为是夫妻,就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吗?未见得。在这个两元指挥体系里,下面的人就会觉得这里好像有缝隙。有些干部看到上面领导的不一致,工作起来有顾虑。少数人还会在这个缝隙里作祟,去谋求他自己的利益,然后各种微妙的东西就会出现。

我曾经跟一位党的高级干部聊天,我就说学校的二元指挥体系不利于党的领导,一元的指挥体系会更有利。他就跟我讲,照你说的这样,那不就失去监督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同时管理一个学校,你指挥,我也指挥,你监督我,我也监督你,这是错的。如果行使监督权,就不要指挥权;如果指挥,就不能监督。我们完全可以设计一套很好的大学治理体系,不管是监督体系,还是行政指挥体系,分别都是党领导的。即使书记校长一个人兼,实际上也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重大问题上是由这个委员会集体决策的。另外,纪律委员会行使监督权,但不属同级党委领导。

大学深层次的变革,不是校长能决定的

蒋保信: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第一,觉得中国大学校长里没有教育家;第二,就算有教育家,在这套制度下面也难以作为。

李培根:很多年前我就看过一篇文章,印象中是北大一个教授写的,题目是《世上已无蔡元培》,意思就是现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不可能出蔡元培。

蒋保信:您怎么看呢?

李培根: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不适合于蔡元培这类人的成长和发挥作用,的的确确如此。但是应该承认,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大学,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校长是很有思想的呢?我认识的很多大学校长真的是很有思想的,比我更有思想。

蒋保信:但是也确实难有作为吧?

李培根:说到校长的作为,要看从什么意义上来讲了。即便在现在的条件下,很多大学都是有很大进步的,这一点要承认,不能否认我们在教育上的成绩。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准,这些年上升得很快。我们在研究领域里的进步,还受到了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关注。举个例子,以前在国际上《自然》、《科学》以及其它一些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中国作者很少,但现在中国作者逐渐多起来了,我们学校现在每年都有。所以,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大学有很大进步,可以说我们有一些大学校长也都是很努力的,并且是有所作为的。

但是,从大学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来说,这就很难了,有时候也不是校长们所能够决定的。有些东西的变化,其实是需要其它层面同时改变的。对于这类问题,大学校长的作用当然就很小了。

蒋保信:照您这么说,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都无法对大学做出深层次的改革,要想中国教育有个根本性的改变,还得回到您上面所说的,要从国家层面来改变。但是,谁能主导这个国家层面的改变呢?又怎样从国家层面来改变中国的教育呢?

李培根:我们也不能急,要有耐性。有些东西的改革,欲速则不达。从国家层面的、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显然还得靠共产党主导。希望并相信未来深化的改革会逐渐触及到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来源:共识网)


李培根:完善基础教育不应忽略老百姓的理念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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