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德国经验的中国路径

【为什么双元制在德国家喻户晓,社会环境和价值认同很重要,但在中国,去车间摆弄机器仍不是一件自豪的事。“一元在学校、一元在企业”的工学交替学徒模式,为德国培养了数不清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被认为是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秘密武器”。】

具有百年历史的德国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能移植到中国吗?太仓的经验给出了答案。

为什么德国很快走出了欧债危机的阴影?德国工商总会(AHK)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吕阳的解释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保障了德国工业的强劲增长。

“双元制”是德国在一百多年来传统的学徒培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一元在学校、一元在企业”的工学交替学徒模式,为德国培养了数不清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被认为是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秘密武器”。

但具有百年德国血统的“双元制”移植到中国能成活吗?如何将严谨、有序、精准这些德国制造“DNA”注入中国技工的思想和生产操作中呢?

撬动200多家德企

坦克和大炮模型、四角亭和太极八卦摆件、桌上足球机这些天马行空的作品,全部出自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中德培训中心的学生之手。

中心主任周晓刚说,拿起图纸能看懂,开动机器能操作,一块铁疙瘩拿到他们手里,切削磨刨,三下五除二搞出一个模型,这是“双元制”学生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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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正赶上机电一体化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在上焊接课,这些90后学生,分坐在长长的操作台两侧,对照老师发的任务书,正在检测自己的焊接作品。

今年的毕业季,健雄学院约有200名“双元制”毕业生,优先进入太仓或长三角地区的德企,有的还可能赴德国进一步深造。

太仓,距离上海市中心50公里,是江苏省一个既沿江又近沪的县级市。自1993年第一家德资企业——克恩-里伯斯公司落户以来,太仓与德国的合作延伸到了职业教育领域。

“德企对技术工人的特殊要求,催生了‘双元制’教育模式的产生。”太仓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冯玉良说,那时德企提出招工难,“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缺人呢,细问才知道,原来是招不到他们需要的工人”。

懂点外语,看得懂图纸,会操作机器。德企需要的工人让冯玉良犯难,“当时太仓职业教育的实践环节很薄弱,实践时间短、仪器落后,学生进入企业后需要很长磨合期,难以满足德企的需要。”

资本、技术等能实现转移,高级经理、工程师也能引进,但高级技工只能靠本土“生产”。无奈之下,通过德企牵线搭桥,“双元制”模式2001年被引进到太仓。2007年,健雄学院和AHK上海代表处成立了“中德培训中心”。

健雄学院院长魏晓锋说:“我们引进并且很好地实践了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提供了适合德企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人。”

而“双元制”技工培训也成为太仓吸引德企入驻的新名片。培训的技工越多,来太仓的德企也就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氛围。“德企之乡”由此而来。

从1993年的第一家德企入驻,目前太仓集聚了200多家德企,集中在精密机械、汽车配件、节能材料等领域,虽然企业规模都不大,但技术含量普遍较高,需要更多的优秀技工。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芮悟峰调侃说:“以前德国人要查资料才知道太仓在哪里,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但新的问题是,我每次来太仓,总要先了解一个新的数字,就是太仓德企数量,因为每次都会增长。”

据冯玉良预计,到2015年,太仓德企总数将达300家,新增投资额超10亿美元。

车间里的竞争力

这些入驻中国的德企,沿袭了在德国的“学徒制”传统,培养技术娴熟的学徒,把研发蓝图变成了精美产品,帮助公司在中国市场保持竞争力。

2007年,博世在苏州建立了博世中国第一个学徒培训中心。接着相继在北京 、南京和长沙建立了三个学徒培训中心。

博世苏州工厂学徒培训中心经理唐晶说,“每年大约从4月开始,博世内部的用人部门就会根据人力资源计划,下单订购学徒,这些学徒的‘生产周期’是3年,出徒后才能到岗。”

健雄学院是博世学徒的主要“供应商”。唐晶说,每年高考过后,9月份新生一入校,博世和学校共同组成招生组,招录对学徒制感兴趣的学生。

魏晓锋介绍说,来的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学院学生,又成为企业员工,在学院的三年中以工学交替的形式组织教学,在学院和企业两个地方完成培养任务,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

学徒的培养方案是博世、学校和AHK上海办事处共同制订的,参考AHK提供的针对学徒专业的教学大纲,以及博世内部客户的要求。三年的学徒培养贯穿了各类大大小小的检测和考核,对质量的最终评价来自AHK上海代表处,它来负责组织期末考试。

每年的AHK考试,都要两天时间,试卷都是德国出的,主要考验技能、应变能力。实践考试时,学生要根据考试图纸独立完成切割、钻孔、铣削、冲压等所有工序,做成几十个零部件,最后组装成整套模具。”周晓刚说。

学生考试合格后,不仅有健雄学院的毕业证书,还能获得AHK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由AHK总部授权,与德国境内证书有同等效力。魏晓锋说,“这是全球‘硬通货’,学生到哪里都不愁没饭吃。”

常州小伙子李宁波在第三学年时曾被送到德国当交换学徒,对德国同伴的严谨印象深刻。

“你要学习犯错!”这是德国老师说的最令他震撼的一句话。唐晶补充说,“我在课上给你讲‘进刀量’,讲‘吃刀深度’,学徒不一定记得住,但有一天他因为操作方法不当,把这个500块钱的刀具给崩掉了,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犯这个错了。”

博世苏州工厂生产部经理吴忠刚手下有13个李宁波这样的学徒。这些学徒进入角色比较快,“因为教学相长,凡是有学徒的车间,大家搞技术和研发劲头儿也更大。”

中国学徒谁来造?

学徒制,抑或是“双元制”,在中国都不是新鲜事。

《荀子·儒效》中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这种父子相传的技术传授方法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学徒制的雏形。之后延展到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手工业,传承上千年。

博世苏州工厂人力资源总监李卫平说,类似“泥瓦工千金难求,硕士生薪资狂贬”的标题每天都见诸报端,但技术工人社会地位较低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

“为什么双元制在德国家喻户晓,社会环境和价值认同很重要,但在中国,去车间摆弄机器仍不是一件自豪的事。”唐晶说。

鉴于中德两国的教育政策、体制和环境有很大差异,博世在引入“学徒制”时,也没有直接拷贝德国的模式,而是先与当地学校合作,采用委托培养的方式来进行。

在借鉴德国“双元制”基础上,健雄学院还有“2+1”定岗双元培养形式。健雄学院给博世等德企培养一个“双元制”学徒收费2.7万元,给其他企业培养一个“2+1”定岗生收费1万元不等。

魏晓锋说,“2+1”是学生在校三年的培养中,均保证在“企业元”和“学校元”共同作用下完成一种模式,充分体现了“双元制”精髓,目前已涵盖学校现有16个专业的所有班级。

现在,一些国内企业也开始有意识地参与进来,2013年中兴通讯和健雄学院合作,定向培养服务外包产业中的技术人员。

“没有企业的参与,根本玩不起来。”健雄学院副院长陈智强说,为了促成和太仓港谈港口专业的合作,他10分钟喝掉了两瓶红酒。

“学校和企业间双赢的利益机制要建立起来。在校企合作中,企业首先考虑能否增加自身的利润,一旦在产学合作过程中暂时见不到经济效益,或需要企业给予一定投入时,它们就可能拒绝合作。”魏晓锋说,即使是博世这样的德企,这样的模式亦有压力。博世在德国,至少有一半一线工人是通过“学徒制”培训的,但在中国计划是5%,现在还不到1%。

“这是一笔很大的投入,而且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唐晶坦言。

对于国务院出台的发展职教决定,唐晶备受鼓舞:“相关政策对上述问题都有涉及,只要扎下来做,就有成功的那一天。”

文章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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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于微信公众号: 新校长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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