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学校)的职业边界在哪里? | 头条

教师(学校)的职业边界在哪里? | 头条

教师的职业边界缺乏清晰的定义,“传道、授业、解惑”,本身就似是而非。


最近,连续曝出几则与教师相关的新闻事件。

其一、5月初,湖南衡阳网友质疑当地某中学老师“收入不透明”,“中学教师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和小车?”是不是“截留了学生的学费?”

其二、5月底,中部某省教师“散步”维权,遭遇粗暴“执法”;

其三、5月28日,河南西平县某小学教师因在微信群公布了学生的默写成绩,引发部分家长不满,个别家长称“要老师登门道歉,否则举报到教体局”。该老师深感恐惧,在家长群里道歉:“忽略了个别同学的尊严,以后不再往群里发了……我需要每个月2607元的工资养家,跪求各位家长了!”该老师随后提出辞职。

其四、6月5日,江西赣州某中学校长刘某,身为特级教师,江西省先进工作者,赣州市十佳校长,因抑郁症选择坠落自杀。遗书中写到:“巨大的工作压力让我身心俱疲,我太累了,想休息了,在天堂里我愿意继续做老师。”

其五、高考结束后的6月8日,四川资阳某中学老师杜某被家长舒某纠集的社会人员殴打,起因是杜老师曾制止舒同学在校“耍手机”“耍朋友”,家长对学校老师的管理不满,隐忍到高考后,“考后算账”。学生毕业日,正是殴师时。目前,行凶者已被刑拘。

其六、6月11日,安徽蚌埠,某小学老师因未能及时回复某女性家长的消息,该家长污言秽语,在其他老师解释后,仍冲到学校办公室对同为女性的老师进行暴打。其间,其他家长看不下去,在群内要求该家长道歉,该家长霸气侧漏:我有资格打老师,老师没有资格打我。

其七、6月13日,还是安徽,某小学刘老师因批评了课堂违纪的董同学,被学生的家长堵截暴打,血流满面,额头伤痕达十几厘米。

看来,六月份不仅是考试月,期末月,也是“教师挨打月”“家长泄愤月”。怒怼乃至暴打老师,不仅过瘾,而且安全。教育俨然已沦为“众矢之的”,教师也成如假包换的“弱势群体”。不再奢谈“师道尊严”“天地君亲师”,教师行业早已“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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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缘无故的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却常有无缘无故的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有说源于教师经济待遇偏低,社会地位走低,挨打不奇怪;有说源于学校和教育局“甩锅”,不敢为教师维权,打了也白打,白打谁不打?有说源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沦为“服务业”,“服务”不合格,作为“上帝”的家长顾客,就该打“服务员”。

有说是应试教育催生的压力和“负能量”,宣泄转嫁到老师身上;有专家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家长”,要提升家长的素质,可问题是,谁来教育“熊家长”?谁敢教育“熊家长”?有群众说是不良媒体恶意炒作,助长了轻师、辱师、贱师的社会风气。

貌似都有一定道理,似乎又“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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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定位的扭曲和职业边界的缺失

个人认为,出现类似现象原因在于:

其一、教师身份“职业定位”的冲突。全社会对教师的职业“定位”与教师的“自我定位”产生巨大冲突。部分家长、媒体、管理层仍以传统社会“精神人”“圣人”“春蚕”“蜡烛”的职业标准来定位教师,而无视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教育早已不是传统的教育,教师也不再是传统的教师,越来越多的教师日益认同自己“普通人”“职业人”“经济人”的职业定位。两种定位之间的反差必然带来剧烈冲突。

其二、教师工作“职业边界”的反差。社会、家长、媒体,包括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层,对教师(学校)的职业边界缺乏科学界定,一方面不断扩大教师的“职责边界”,成为“无限责任公司”、老师成为“无限责任监护人”。另一方面,家长的强势、媒体的造势和教育管理层的弱势,不断压缩教师的“权力边界”与“权利边界”。教师挣的是“白菜钱”,操的是“白粉心”,于是造成以下情况:

*质疑教师不该买房买车,因为某些人对教师的职业定位就是“穷教师”;

*举报老师在微信群里公布成绩,因为家长认为老师不具有反馈学生成绩的教学管理权;

*优秀校长坠楼,因为学校承担了过多的非教学负担和考评压力;

*高考过后暴打老师,因为家长认为教师无权将“熊孩子”停课;

*未及时回复消息遭暴打,因为老师应该24小时全天候无缝服务。

以圣人的标准质疑教师的道德,以学者的批评老师的业务,以客服的方式要求老师随时在线,以民工的劳动强度证明老师的“清闲”,以发达地区个别名校的收入推断全国教师的“高薪”……这不正是对教师职业“定位”的扭曲和职业“边界”的紊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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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校)的职业边界有多混乱?

教师的职业边界缺乏清晰的定义。“传道、授业、解惑”,本身就似是而非。至于所谓“教书育人”,若“教书”尚有边界可寻,而“育人”,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定义域”。

1.工作时间边界的扩大。社会上普遍认为教师有“双休日”和“寒暑假”。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内地大量学校的节假日早已名存实亡。迫于升学压力、学校生存和家长诉求,双休日加班和寒暑假补课现象愈演愈烈,毕业年级(初三、高三)尤甚,越是所谓“重点学校”“名牌学校”,学生在校时间越长,老师无偿加班时间也越长。

2018年5月,《中国教育报》报道河北某县级重点中学的“特色发展之路”。文章第二部分的标题为“标准化人性化管理”,该部分描述该校的“先进经验”: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校长便提前来到了学校,5:15成为校长的标志。在校园路口,学校领导会准时迎候着各位主任。处室主任每天早5:20,便在操场上迎候各位班主任;班主任每天早上5:25,笑容可掬地迎候一队队朝气蓬勃的学生……

如果此报道属实,该校校长、处室主任和班主任是几点起床的,又是几点休息的?早上5:25开始跑操,那孩子们又是几点起床的?

类似河北某中学这种“超长待机”现象,在内地愈演愈烈。前述安徽蚌埠的家长在中午给老师发消息,老师没有及时回复,家长勃然大怒。殊不知,中午本就是教师的休息时间,可家长却认为老师应该24小时在线。

当然,部分家长的逻辑可能是:上班时间教师在上班,我也在上班。等我休息了,老师也休息了,正好有时间发消息,老师也有时间看消息。这显然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家长是完成教育子女的“工作”,而教师则是牺牲休息时间来完成“工作”。

部分伟大的教师乐意压缩休息边界,延长工作时间边界,固然值得钦佩,但社会、媒体、家长并没有权力要求全体老师都按这种“高标准”延长工作时间。

2.工作职责(内容)边界的扩张。如果说教师的职业内容仅仅是“教书育人”,那对当下的教育是太不了解了。现在的学校和老师,除了承担“升学任务”外,其他非教学负担也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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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繁多的各类检查、评比、“迎检”、“创建”。教学检查、质量评估、文明创建、卫生城市、安全校园、扶贫、继续教育、花园单位、交通治理、传统文化进校园、特色体育创建……名目繁多,推陈出息。上边千根线,下边一根针,标准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细。要有计划、有措施、有台账、有表格、有照片、有体会、有反思、有评比。作为业务性很强的事业单位,学校和教师为各种检查和“创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2017年5月,李镇西老师开展了一项题为《请问,是哪些因素让你的精力耗费在无效甚至无聊的忙碌中》的调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787位教师参与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除了基本教学任务,以下哪些事情耗费了您的时间和精力?调查结果如下:(多选)

选项

小计

占比

改不完的作业

728

26.1%

逐一回复家长信息

90

3.23%

组织家长参与学校活动

81

2.91%

处理特殊学生问题

597

21.4%

完成各级各类的网上学习任务

1148

41.1%

填写内容相近的各类表单

656

23.5%

参与各级各类会议或培训

923

33.1%

组织训练学生参加活动

262

9.4%

参与学校临时交办非教学类任务

1508

54.1%

参与完成各级各类的检查任务

1908

68.4%

其他

125

4.4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787

如上表,“迎检”占据非教学任务第一名;其次是非学校交办的非教学任务;第三名是完成各级各类的网上学习任务。

责任大过天、难度赛登天的各类“安全责任”。如今,“学生安全”压倒一切。安全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展:运动安全、饮食安全、人身安全、财物安全、交通安全、心理安全、网络安全……每一项都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尤其班主任,可谓“闻安全则色变”,几成惊弓之鸟。

针对教师和学校的职责无限扩张的趋势,网上流传一副对联:

教书、禁毒、扶贫、网安、迎国检,眉须俱抓无所不能

坚韧、执着、忍辱、负重、吃万苦,境界合一一将封神

横批:班主任。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非教学任务上耗散过多精力,在教学中必然精力不足,教学质量降低了,自然催生更多问题,衍生“非教学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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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权力与权利边界的萎缩。随着媒体和专家倡导“人性化教育”、“保护儿童个性”、“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规范办学行为”,办学的约束越来越多,教师的课堂教学自由度每况愈下,家长的教育干预越来越深。

理论上,按照管理学的一般规律,责、权、利三者应该是正相关,而现实是,与日益攀升的“无限责任”形成鲜明对照,学校(教师)日益缺乏起码的管理权,且人身权利(经济权、休息权、健康权、人身安全权、名誉权)都每况愈下。

这就造成了连锁反应:对教师赋权不足使教师履职能力受限;职业权利(收益)的贫困使教师履职动力不足;履职效果欠佳催生管理层更严厉的“问责”;于是,教师陷入“责任大、权力小、权利弱、高风险、低收益”的境况。而学校、家长、学生、教师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学校成了提供产品(分数)的“公司”、“工厂”;家长成了予取予求的“上帝”、“客户”;学生成了惹不起的“祖宗”、“熊孩子”;老师成了捉襟见肘的“奴隶”。

面对学生,教师逐渐丧失了“批评权”,成为“保姆”;面对家长,教师也不再是“先生”,而是小心翼翼的“客服人员”;面对领导,教师则成了“提线木偶”。职业风险和职业收益的不对等,已经催生部分有能力的教师用脚投票:逃离公办学校。而更多的老师则选择明哲保身,竭力避免当班主任。

道德边界的“双重标准”。有一个词儿叫“道德”。

人们买西瓜,主要关心西瓜甜不甜、价格低不低。瓜农人品如何,脾气是否暴躁,不是主要考量因素。人们买房子,主要关心房子质量、朝向、户型、位置,至于开发商的私德如何,不是考量的基本因素。可老师,就不一样了。

由于教育的产品是“人”,是文明、道德的再生产,牵涉民族的基本素养,所以,社会对教师行业附加道德要求,无不妥。但问题是:“较高的道德要求”该有多高?

把个别教师的高道德操守当成全体教师的基本规范,是否恰当?社会是否将教师的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混为一谈?规范教师行业基本准则vs宣扬感人泪下的道德楷模,哪个才是科学的做法?要求教师无上限牺牲自己成全学生的,是否涉嫌“道德绑架”?

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用道德规范人际关系,其成本最低。现代社会是城市社会、生人社会,用法律规范人际关系,其成本最低。谨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用法律来规范教育,让行业边界越来越清晰,教师的职业边界越来越规范。

“新校长传媒”投稿邮箱:25948897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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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隐蔽的历史(ayguoshan)

作者丨安阳 郭山

责编丨陶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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