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林允:我们需要“极有可能失败的教育”丨头条

郑林允:我们需要“极有可能失败的教育”丨头条

那些人类最伟大的创举,往往都不是奔着“极有可能成功”的方案去的,而是设定更高的目标,高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极有可能失败”


有一部很热门的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讲的是美国一所高中HIGH TECH HIGH的教育创新。这部影片,尤其是它的片名,都显示着我们的教育对于青少年通向成功的重要意义。

但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那些人类最伟大的创举,往往都不是奔着“极有可能成功”的方案去的,而是设定更高的目标,高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极有可能失败”!斯巴达300是这样,北美独立是这样,爱因斯坦颠覆经典物理学也是这样……爱迪生试制灯泡1000次,对于这其中的每一个试验,都近似于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换句话说,爱迪生每一次都是在朝着“极有可能失败”的方向在前进。

所以,如果我们的教育总是在讲“极有可能成功”,总是在鼓励“极有可能成功”的方案,会不会也就限制了未来世界创变者的思维和气魄呢?

我最近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许多招聘中都喜欢问到同一个问题——“谈谈你的失败经历”。甚至我看到一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BA(工商管理硕士)申请的问卷,四个问题之中有一个就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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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叙述一个你参与其中的团队失败案例。

如果现在给你重来的机会,你会做怎样的改变?

要知道,哥大MBA全美排名第五,这样的题目实在代表了美国商业社会对于个人失败经历的高度重视。所以一方面失败的经历那么重要,而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学校教育,就会发现大多数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缺乏底气的。

我们40岁之前大概人生最长的时间段都是在学校接受教育。我们16年、18年的教育,固然是充满失败的,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失败的模式非常单一,翻来翻去就是考试失败、升学失败,最多加上一点人际交往的失败。尽管我们也常常听说高考失败复读走上理想大学之路的故事,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失败太单一了。

真正的社会,尤其是企业、雇主,更期待看到的是一个人经历过各种各样、多元的失败,尤其是团队中的失败。所以一方面是真实的社会中,“失败”“团队”这两个关键词受到极大的重视,另一方面却是,我们的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教育却完全没有提供足够的机会,去让人有系统地经历多种多样的“失败”,尤其是“团队中的失败”。

我们的教育将大概率要成为团队一份子的人,十数年如一日地钉死在一张课桌上,十数年如一日地局限在用一张张卷子所构成的标准之中。纵然我们的老师口口声声地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归根结底,学校体系里面没有人是真的喜欢失败的。我们标榜的永远是从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学霸”,我们所有的关注的点都是减少失误、减少错题。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是背题、押题还是什么。

我们的教育里面从来没有:有意识地鼓励、甚至设计流程让你经历失败,然后一步步反思,然后一起享受这个经历失败的过程,然后在过程中让孩子看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义。没有的!我们永远是跳过这一切——直接用你拿了多少分,直接用你最后的“不失分率”来评价:你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

然后十几年后你跑去面试,老板最想问的却是:“谈谈你碰到过些什么有意思的失败经历?最好是团队里面的失败经历。”

今天,越来越多地中国顶尖中学的校长、教育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老师就提出:要教会孩子从“追求赢”到“学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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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首先不再被看作完全消极的东西,我们开始接受不够完美的自己、豁达地接受失败的经历。所谓“挫折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层面的,通俗点讲就是不要受点失败就心理上受不了,这方面的教训已经非常惨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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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来说,是把失败真正作为难得的宝贵经历,是要学的,是要主动闯进去的;而不仅仅是没啥大不了、过了就过了的;更不是主动避避开、唯恐避之不及的。

这也是李校长那篇文章的主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那篇文章,你会发现,对于如何操作,如何在教育中设计来实现“失败教育”还是比较缺失的。李校长提到的,一个是:“学校学生创业的基地——松林书苑,这里会不断挂出“重新开业”的牌子。”另一个是:“我们十一有200多个社团,但我也搞不懂究竟是多少个,因为今天建了两个,明天垮了三个。”但十一学校有四五千学生,200个社团的生生灭灭,很难说就能够构成学生“学习失败”“学会输”的主要平台吧?

所以说到底,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依然是用试卷成绩作为主要的考核体系,或者说家长更关注的还是试卷成绩,那说“学会输”“学会失败”其实也就最多是停留在理念和浮光掠影的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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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地教育者开始实践项目式学习(PBL)的模式。

把原本机械分隔成45分钟的流水线课程表,变成项目化的整体学习;把原本为了试卷考试的目标,变成完成一个具体的项目:建一处建筑、做一台机器,排一出戏剧,做一次调研……并将各种精彩的学习内容融入其中。

这种模式的兴起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在于:突破了书面试卷的项目能够系统地引入更多未知的问题、更多种类的可能失败。尤其是大型的项目还意味着更多的团队协作,让未来的团队精英从小就有机会遭遇到团队协作的各种可能状况。

美国旧金山就有这样一所学校:Brightworks,其创办人Gever Tulley,同时是全球教育项目Tinkering School夏令营的创办者,北美畅销书《让孩子做50件危险的事儿》的作者。在视频网站上可以找到许多他的精彩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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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works是一所真正的全日制学校。从K到12,一共就80几个学生。这里完全没有考试和成绩,也没有标准的40分钟课堂。所有的学习都是在项目中呈现,而项目都是由学生自发讨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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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项目中的场景

2018年10月22日,我有幸在北京采访到了Gever Tulley先生。在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尤其有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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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背景是他在许多场合提到过的Brightworks的教学模式:取消传统学校的40分钟一节课的课程表,改为8-10周一个的项目,每个项目基于一个主题展开三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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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块是探索Exploration。

基于主题由老师或者专家展示相关的信息,比如说主题是风,就请造风力发电站的、研究风的气象问题的、做过风有关艺术创作的,等等的专家来展示他们对风的理解、创造。目的是激发学生对这个话题深入探讨的兴趣和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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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模块是表达Expression。

在探索模块激发后,学生会提出自己想要深入的这个主题的项目,也就是要表达自己在这个主题上有话要说。可以是造帆船,可以是表演风的音乐剧,可以是风对历史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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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模块是阐释Exposition。

也就是最后的阶段。是家长、外校老师、学生受邀来听学生讲解自己做的这个项目。

当我听到这个模式时,马上冒出来个疑问:“表达”和“阐释”这两部分太相似了!为什么要明确把两个切分开来。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对一个问题的表达,iPhone就是乔布斯的表达,然后乔布斯的发布会就是阐释。乔布斯只要把他当初为什么要开发这个手机的想法、热情、目的说一遍就是发布会了嘛。这两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何必要强调是两个东西呢?!

所以我在采访中就问他,然后Tulley先生给出了他的回答,我其实当场并没反应过来。我事后翻译字幕的时候,才突然明白过来:

这个问题背后恰恰反映了我的巨大误区。

因为,只有在“默认”作品会成功的预设上,才会出现表达expression和阐释exposition是差不多的情况。你成功的作品当然就把你最初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阐释的时候稍微补充补充就OK了嘛。但是!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完全不预设立场、完全可以接受不完美、不成功甚至是完全无法运作的作品,那这个时候,作品的表达expression和你个人解决问题过程所产生的阐释exposition就有巨大区别了!

换句话说:完全可能是一个搞砸了的表达expression却有着一个完美的阐释exposition。因为他在失败的过程中有快乐、有反思、有创意的迸发……

我不禁想起曾经做过的一期夏令营(神经联动营Goldburg MachineCamp),让中学生用一堆真实工具、真实的材料,做一套真实的机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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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总是期待他们能做成功。这里整个装置就是他们的表达Expression,我期待:他们的联动装置能一镜到底,然后他们可以大侃特侃他们制作的过程(进行阐释Exposition)。但最终他们并没法完整的全部连起来。我很失落,他们也很失落。今天回头再看,我非常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就让他们哈哈大笑地在摄影机面前告诉大家:“某个装置就是不成功,我们换了三套方案还是失败了……然后还闹出了A、B、C、D什么什么笑话……”看着他们笑得前仰后合,那样的Exposition不才正是超级棒的吗?!

当想到这点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才是那个口口声声一直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却从来没有真正从心里热爱过学生的失败、拥抱过他们的失败的老师!真的很惭愧。我在对一个完美作品的期待中,一步步走向急切、失落,看不到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快乐,看不到他们在不停尝试中闪光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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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后悔,如果今天有人问起我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谈谈你在团队中经历过的失败?”我会说起这件事:

我曾经带领一群充满创意和行动力的年轻人去探索、去试错、去快乐地面对各种挫折,然而因为我对“失败”的错误理解,我带给他们太多不该有的失落,他们本该为自己为伙伴由衷地感到幸福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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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郑林允

来源丨埃尔特订阅号(ID: Arete_edu)

责编丨沈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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