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有激情和理想相伴,岁月的步调总是特别快。


心理学三巨头之一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告诉我们,人心总是像钟摆一样,在自卑和自大之间来回摇荡;而最中立的位置,反而运动的速度最快,从不停留。于是,想要客观地看清自己、评价自己,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要想做到自知之明,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2019 年,获悉李庆明校长迈入耳顺之年,退休在即,蒲公英教育智库向他抛出了这道难题——请他以自己的教育人生为底色,分享从业感悟。

从教 40 年,做校长 20 年,他的一举一动牵动同仁乃至社会的关注——力主公民启蒙,倡导文化阅读,废除家庭作业,探索活力课堂;被誉为“公民校长”、“鞠躬校长”、“教改狂人”、“田园教育倡导者”。

3 月 26 日,李庆明校长应邀来到重庆“蒲公英书房”,和慕名而来的本地教育人一同,举行了一场热烈而坦诚的恳谈会。

他巧妙地把自己 60 年的教育人生浓缩为 4 个字——“缘、源、圆、园”,而这 4 个字,居然不仅读音一致,连声调都无一例外是二声。

他丝毫没有打算在 60 岁时给自己一个“功德圆满”的“官宣”或者结论,反而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无论在宁波,还是深圳,毫不回避那些人生中至灰至暗的时刻。

——很多名人,喜欢展现给外界“桃李春风一杯酒”的表象;而李庆明不同,他带来了“江湖夜雨十年灯”的真诚。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李庆明小传

1959 年生于江苏南通,1980 年从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留校教学。

1989 年,开始研究李吉林情境教学思想,被聘为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1999 年,他来到偏远、落后的贫困乡——海门市海永乡,创办教改实验小学,开展“田园教育”改革试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开创了乡村素质教育的“海永模式”。

2003 年 9 月,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深圳)附属学校校长(现更名为“南山第二实验学校”),2012 年 7 月离职。其间,倡导的“都市田园教育”等为全国瞩目。

2012 年 8 月,赴任宁波滨海教育集团,任校长一职, 2016 年离职。之后,曾到云南一学校任职。

现为宁波赫德国际学校的中方校长,并正师从朱永新教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演讲整理

非常感谢蒲公英教育智库的朋友们邀请我过来,聊聊我的教育人生。这肯定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恳谈会。

我 1959 年生的,今年 60 岁了。我生日还有点意思,公历是共和国生日的前一天( 9 月 30 日),农历是孔子生日的后一天( 8 月 28 日)。祖父在我稍微懂事的时候就告诉我,这个日子不是一个黄道吉日,是一个破日。再大一点呢,他告诉我说你这个人命不是太好,总是功败垂成。

后来,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第一个是谈的对象功败垂成;到了 20 几岁,考研究生,总分和专业总分都是第一的,但是我外语不及格,怎么学也没法及格,没被录取;我在深圳,做了 9 年的校长,自以为这个学校可以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被离职了”。这是媒体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其实被罢免掉了,《新校长》创刊,我是封面报道的第一个校长,就是在那个时候。

祖父曾是一个大地主,又是一个资本家,但是已经家道中衰了。1959 年中国正闹大饥荒。大饥荒这三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考验。母亲说你能活下来,这是上苍对你的眷顾,所以你一辈子都要感恩上苍。

1966 年,我上幼儿园,正好“文革”开始,到 1976 年“文革”结束,我正好高中毕业。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应该去饱读诗书,接受很好教育的少年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1977 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届,我考到了南通师范专科学校,读的专业是中文,也“不务正业”读了很多书,除了哲学还有美学。毕业时,正好南通师范急需心理学老师,我就把自己抄的一摞心理学的书抱给他们看,他们就要我了,那是 1981 年。

我不安分,1984 年考美学研究生,总分很高,但英语不及格,没考上。我还梦想考李泽厚的研究生,后来了解到,他收学生,外语必须 80 分以上,我就断了这个念想,开始更多关注实践。

1989 年,我就跟着也在南通的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专家)学习。我很迷恋情境教学,并逐渐引发了研究它的兴趣。

李吉林老师是读过很多书的人,她的情境教育里面有非常明显的读书人痕迹。发现她能够把读书人的想法变成一个个看得见的成果,我非常受启发,很震撼。所以我说,李老师是我实现人生转型的一个重要推手,是她让我开始关注实践。

1999 年,我来到崇明岛,实践田园教育。在崇明岛待了 4 年,我一直说,田园教育不过是情境教育的一个变式,在乡村的一个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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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蔓(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一直对我有知遇之恩,是我心中的智慧女神。她一直希望我到大学去做学问,因为我学历不够高而没成功。2003 年,她到崇明岛来看我,对我的一些做法非常赞赏和支持,当时就动了一个念头,说中央教科所在深圳南山建了一个附属学校,你有理论,又有实践,就到那里做一个窗口学校去。

我的人生历程,跟李吉林、朱小蔓,还有我现在的博士生导师朱永新老师,关系太大了。

就这样,在中央教育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简称“央校”),我开始了自己 9 年的校长生涯。这个 9 年在我的生命中太重要了。我学到了差不多人生该学到的东西,也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能尝的都尝过了,有喜有忧,有乐有苦,有喜有悲。最重要的是我探索了觉得能探索的东西,从学校制度到德育,到课程,到教师队伍的建设等等,我都做了比较完整的探索。

有位快 90 岁的老先生对我说,“我本来以为你两三年就做不下去了,没想到你坚持了 9 年。”所以,我要感谢深圳的包容,让我做了这么多探索。

2012 年,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了深圳——被罢免了,很快又以特殊的方式来到了宁波——几乎是被“绑架”的方式出任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总校长,并在那里待了四年,也创造了一个小奇迹,生源资质很一般的学生,最后本科升学率 100% 。这个成绩的取得,当然不是搞应试教育,我经常说,我和应试教育的关系,是你死我活。

我现在的身份是宁波一所国际学校的中方校长,集团的品牌策划顾问。今年 9 月份就退休了,有人盛情邀请,让我把最后一站放到上海。

以上就是我的大概经历。下面,我用四张 PPT ,来概括我的教育人生。

缘:我的教育研究立场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第一张 PPT 的主题是“缘”,最准确的内涵是德文中的“Dasein”。

Dasein 是现象学的“存在”,或译“此在”;最得其精髓者,是译成“缘在”或“喏,就在那里”,它揭示了“生活世界”与人的密不可分!

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道不远人”、“道不外求”:道或者智慧就在人的此岸世界,在人自身的生活中,你不必离开人、离开人的日常生活去找寻,去外求。所以才有“道在屎溺”、“我心即佛”等等说法。道在哪里呢?“喏,就在那里!”

教师探索教育,也应当信从“缘在”或“喏,就在那里”的召唤,在朝朝夕夕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一如乡人,安之若素地栖居大地,倾听天籁的无声言说,把握孩童的生命律动,才有可能领悟教育的真谛,抵达教育的澄明之境,铸就教育的“活的灵魂”!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教育研究的立场。这个立场我是受李吉林老师影响的,因为她一边要读书,一边要走田野的路,而且把它们融合得非常好。你看,她就把文论中、古典美学中的情境、意境、境界这些词,很巧妙地移植到语文教学中来了,把这个理念变成深深的实践,是一种非二元思维。

科学是二元思维,但是现象学的哲学不主张二元思维。真正要揭示、领悟世界人生真相的话,用二分的思维去求得两者的统一是做不到的。按照存在论的思维,世界是主客未分的。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慢慢建立起了这么一种立场,你现在让我完全回到书斋里去,是非常难的,我觉得这不是真正探索教育的路。连当初杜威也说,哲学就是教育的实验室。他这个思想我觉得非常好,李吉林受杜威影响也非常大。

李吉林曾经说,“我是怎么发现教育的一些所谓规律的?因为我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她有一篇散文就写,用孩子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突然间就变得非常有诗意,非常灵动。这其实就是一种非二元的思维,这时候你最后得到的所谓真理,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活的灵魂”。真理是活的,真理不是死的,科学是死的,但是真理是活的。

这就是我这些年走出书斋,吃了很多苦之后的发现或者收获。我有时候想,如果当时不走出书斋,也许就可以出版多少本著作,或者早当上了博导,不管如何,我一点都不后悔。

探索教育,就应该建立这么一种现象学的、非二元的思维立场,让自己投身到教育世界里,也就是所谓缘的世界。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源:我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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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体会,还是个 YUAN ,源头的“源”。

前面的“缘”是个立场,这里的“源”是个方法论,是说我行走在,或者生活在一个朝向源头的路上。

哲学喜欢追根问底,喜欢像小孩那样永远在追问。你拨开那些迷雾,就能追到那个源头,就能慢慢走到那个本源的世界,那个真理存留的地带。

对我来说,回到本源的地带在一定程度上是回到童年时代,回到朴素的常识的地带。

我今年 60 岁,做老师将近 40 年,其实真正影响我从事教育的,是儿童时代的经历。祖父、奶奶、母亲、父亲,大姐,还有我小时候考取艺术团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祖父曾经是木匠,我小时候,他已经不是地主了,家里没钱,房子很小。祖父的木匠活远近闻名,从小就教我“一辈子都不能看不起手艺人”。他教我做木工,讲如何“四眼八叉”才能稳,这让我从小就产生了工匠精神。我最早制作的木工产品就是一张小木椅,奶奶看了喜欢得不得了,送给他的亲戚去了。

后来我在南通师范教教学时,就跟传统理论强调教育原理不同,我一开始就是讲教学技艺,完全颠倒过来了。我说老师首先一定要做教书匠,而且争取做一个能工巧匠。在深圳、在宁波,我训练年轻教师,全是帮助他怎么上手,怎么进教室,用什么眼神看孩子,怎么目扫全堂,用什么样的腔调、高度、响度说“上课”,然后用什么样的腔调叫“坐下”,我都是一点点教大家的。有个老师去参加教学比赛,我还亲自帮他到商店买衣服,买鞋子,最后拿了个江苏省特等奖。

其次,我祖父一辈子受尽了苦,因为成分不好被打断了脊梁骨,耳朵也被打背了,但是我从来没看他苦恼过。我从他生活的样态中,感觉他对生活有一种承受能力,很乐观,很旷达,从不绕弯子,对我影响也非常大。

我奶奶是不识字的人,她对我的影响比爷爷还要大。我经常喋喋不休跟语文老师说,我奶奶一个字不识,但是语文课上得比我们好 10 倍。为什么,她就跟我吟诵童谣,跟我讲民间故事,神灵鬼怪。

她给我讲牛郎织女,讲到鹊桥相会那一天,她就问我,你想不想去听他们在谈什么?我说想,她说你把衣服裤子全脱光了,就躺在那个丝瓜棚下面,就能听得到。我奶奶似乎有种神性,像神巫一样,她说的话我绝对是要服从的。我晚上真的赤条条的,拿着一个小火罐,赤条条地躺在那个田里。

一个孩子在启蒙的时候,语文本应该是这么习得的。而我们是从拼音识字开始,完全是颠倒的。以至于后来我做校长,规定一年级严禁学拼音,二年级基本上不学拼音。这是我奶奶教我的。

我讲过一堂语言哲学,我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语文是个工具。语言最神奇的地方,是它具有神性,天下所有的符号,没有一样符号能跟语言比。它不是人文性的问题,它是具有神性的,这是从我奶奶那里学来的,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

我喜欢唱歌跳舞,三年级考取了专业艺术团,南通市小红花艺术团。我的美声、京剧、芭蕾舞,都是从小学时代学的。初一的时候,我身体素质不是太好。我奶奶有句话叫“小孩要粗养”,带孩子不要太精细了。她就怂恿我撒点野,怂恿我起早到街上去狂奔。在我奶奶的支持下,我每天 2:30 就起床,一直练到 5 点多钟,回来洗冷水澡。我是国家级运动员,这是少年时期奠定了基础。

我在深圳就倡导阳光体育 100 分钟,因为 60 分钟是不够的。其他的一切不重要,语文数学不重要,要这么多课时干什么,砍掉两节,就给体育课。我说到做到,当时深圳很包容,也没有处分我。这些都是少年时代、儿童时代的影响。

当然“源”还有一点很重要,现象学说这个本源性知识,往往是最朴素的知识。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归常识的那个知识。什么叫“常”,不变的叫“常”。

如果你很多年一直去找这些最朴素的东西,回到这些最朴素的东西,就会明白原来教育其实真的非常简单。我老跟老师说,教育有那么复杂吗,教育就是柏拉图说的那两句话,体育锻炼身体,音乐陶冶情操,没了,就这么多。但是这个“乐”是指的文化,不单纯是唱歌跳舞。

把这两条做到了,我们教育一定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孩子一定是发展得非常好的。

圆:人生没有圆满,圆满就是过程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我的第三个体会,是“圆”,或者叫螺旋。

黑格尔说过一句话,真理就是一个圆圈。但它不是一般的圆圈,它充满了浮士德式的苦恼意志,充满了否定的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因为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自我否定再否定的过程,是一个很辩证的过程。

所谓圆满是不存在的,圆满就是过程。

还记得那个绘本吗,《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一个圆缺了一角,它一边唱着歌一边寻找那失落的一角。有的角太大,有的又太小,它不停寻找,一会儿撞了墙,一会儿掉入坑,一会儿淋了雨,一会儿被太阳暴晒。飘洋过海,历经风吹雨打,它终于找到了与自己最合适的那一角,它们组成完整的圆。但是圆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歌唱,所以它轻轻放下已经寻到的一角,又独自上路继续它寻找的征途……

希尔弗斯坦的这个绘本,非常好地解释了黑格尔关于精神成长历程的圆的本质。

我想,人生就是这样的,成长是有烦恼的,要让孩子去体验,去经历,去思考这种烦恼,这种痛苦。这些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作用的。

我做了整整 40 年的老师,真的是不停在否定自己,也不停在升华自我。当然,也不停被否定,被肯定。这源自于黑格尔关于苦恼意识的思想。

比如我在崇明岛做教育,就跟当时的见解不同。有人说我到农村是去支教,扶贫。其实是我有童年的乡村意识,想去熟悉的乡村世界去挖掘、利用那里边的教育资源,是想建立我们乡民村童的文化自信。乡村文化的一些东西,亲情、自然、乡野,民俗、传统游戏等等,我都把它用起来了。

我不反对乡村经济方面的城市化、城镇化,但是我反对教育的城市化。教育真的是要怀旧的,教育不是与时俱进的,现在我非常坚持这一条。

后来到了深圳,城市非常现代化。自然、乡野,民俗、传统游戏,这些城市里都没有。我喜欢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学校怎么办学,能不能搞田园教育,我自己都怀疑了。我是有内在逻辑的,但是它面临挑战,面临一个自我的否定。

后来我提出“都市田园教育”,遭到了一个专家的猛烈抨击,说哪儿来的这个理论,居然跑到深圳来讲田园教育。深圳一个记者,对我说,你在深圳倡导田园教育注定是孤独的。这预言了我在深圳 9 年的经历,确实是孤独,但是这样一个孤独,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升华的过程。

到了宁波后,毫无疑问,我继续做田园教育。学校在海边上,面向一个蔚蓝色的世界,不是一个黄土的世界,是很有象征意义的。面向世界文明、世界文化,我仍然坚持田园教育。

我的行程就是不停在寻找失落的一角,我想圆满,谁不想圆满?阿诺德说过一句话,文化就是追求完满,但是事实上完满是没有是,这是一种信仰,你去追求吧。

园:回归田园是种哲学思考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第四个是“园”,是终结性的。我想从哲学的高度——不单纯从科学的高度——来思考田园哲学、田园教育的哲学、田园社会的哲学。

2004 年的时候,我写一篇哲学论文,主题就是系统探讨哲学回归田园,有兴趣的可以找来读读,题目叫《现代化与回归田园的哲学思考》。

我看到过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田园城市》,仅仅看到这个书名就让我兴奋得不得了。书很薄,读了之后我发现他讲的还不仅是城市问题,他讲的是社会,他说这个社会是会走向田园的。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古代哲学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田园哲学的思想。孔子、墨子、老庄,都有。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更不要说了。西方也是这样,我觉得东西方没有太大的差别,至少不像我们学者说的差别那么大。中庸是谁提出来的,有人说是孔子,其实中庸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这是共同的,叫不约而同。

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一句话,他说现代性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回到古典。现代化不可能没有尽头的,西方早就有对现代性的批判了。

我赞同这样的一种建议,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应当是生态化、自然化、山水化、园林化、森林化的城市,归纳起来,就是要建造超越现代的都市村庄、都市田园。

在这方面,马克思说过一句非常好的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24 岁时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个话把它压缩成一句中国话,就是一个未来版的天人合一。

我想我的教育人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财富越来越多,大地越来越箫条,心灵越来越荒芜的现代世界里,重建一个田园诗般的世界,一个教育的世界。有人说它是乌托邦也没关系,但我就生活在这个梦里。

与听众互动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Q1你生活在都市,向往在田园,倡导都市田园教育。这样一条很美的道路,究竟能不能走通,是需要不断拷问和追问的。请问,你身上是不是有特别重要的悖论,需要不停奋起折腾,你怎么解释自己的人生悖论?

A:其实,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这首诗已经解释得很好了,“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就是一种苦乐圆融的经历,一种感受。一个完全没有痛苦经历的人,他怎么能体会这种生存、生活的盎然诗意呢?对不对。说起田园教育,有人说是不是在学校养鸭子、养鸡,真的有人这样质疑。这虽然是不值得去驳斥的,但是我说,城市肯定有它和传统的田园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城市可能没那么闲适,高效率带来人们的繁忙、畏惧,带来不适应。因此,教育更应该让孩子能够体验到生存的诗意。我觉得,这不是矛盾和悖论。

我现在 60 岁,耳顺之年,平静下来了,什么声音都听得进去。开始安之若素,甚至有点与世无争。有时候会接受失败,甚至还要拥抱失败,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生活方式。

Q2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辛,我发现“你依然笑的可以像个孩子一样”,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羡慕的一种状态。你觉得教育人应该保留还是脱离孩子气?

A:人不应该脱离孩子气。现在的问题是,不仅成人特别成人,连孩子都像成人了。教育人要想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一点,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学点孩子,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保持一颗童心,或者是赤子之心。

孟子说,“大仁者不失赤子之心”,什么叫赤子?刚生下来的孩子叫赤子。

孔子问学生们的各种志向,最赞美的是什么,就是曾点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都是关于孩子,这才是孔子最根本的思想,他也是思考了一辈子,还是有童心。

你再看老子,说复归婴儿,对不对。耶稣怎么说?你若不回转过身来,变成孩子,你是进不了天国的。尼采说,人生的几变,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变成孩子。

所以,你说,成人不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不需要经历痛苦。婴儿生下来,是带着啼哭来到世界上。我们让孩子经历道德上的、智力上的痛苦,是成长的一部分,这是天注定的。

在一些课程中,我经常有目的地让孩子陷入某种痛苦,焦虑。比如 10-7=3 很容易,那么,你要问孩子,从 10 个桃子里面拿掉 7 个苹果,会如何?孩子马上就会陷入焦虑状态。这就是认知焦虑,是人在探索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

皮亚杰说,快乐有驱动力,但焦虑和痛苦也有驱动力。仅仅强调快乐,回避痛苦,会害了我们的孩子,会让他完全没有免疫力,完全没有抗挫折、抗诱惑的能力。

孩子从小学就有痛苦和焦虑的磨砺,是很有好处的。那些在中学跳楼的孩子,他受不了挫折,他从小就被呵护,在温室里,那肯定是没有抗挫折力的。

所以,苦乐圆融,这才是人生的辩证法,黑格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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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您一直提倡做公民素养教育,也一直提倡都市田园教育,这两种教育是什么样逻辑关系?

A:这是个好问题,很多人问过我,你又搞田园教育,又搞公民教育,究竟能不能融合起来?

其实,现代很多东西是来自传统的,比如说孔子是贵族后裔,在贵族文化里面,有没有古老的民主?宫廷里面虽然有等级,它是有平等的。其实我们说的民主制度,是有好多种形式的,和贵族制、君主制度都有关系的。

再比如说,我们讲公德,这是现代搞的。我做博士,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现代道德到底是哪里来的?是出现了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才有了现代道德吗?不是的。商品在古希腊就有,它孕育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本质就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有商品的交换。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而民主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很多宫廷的道德、贵族的道德,是很震撼人的。比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很震撼人的心灵。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她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立刻不假思索的说了一句道歉:“真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令在场的人肃然起敬。

这些道德,超越了贵族,传到了老百姓中间。公民道德是这样来的,它还是在传统古典语境中的。田园教育的启蒙意义就在于,它想把情和理沟通起来。我做公民教育,和田园教育之间是不矛盾的,只是侧重点可能有一点不同。

Q4你觉得,自己从教 40 年,校长 20 年,功大还是过大?

A: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成功的校长,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话说回来,中国有成功的校长吗?苏格拉底说,“美是难的”。他觉得没办法界定什么是美,最后他说了一句“美是难的”。这是美学史上一个经典话题。其实,教育才是难的。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更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真的不是一位成功的校长。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我是功大还是过大呢?谦虚地说,我肯定是过大。昨天还跟人讲,我希望一直在忏悔之中。我甚至想写一本《教育忏悔录》。为什么?我从 1981 年开始做师范教师,第一本书是《教育心理学》,第二本书是《教育学》,都是教材,现在回头看,都有很多遗憾,一些东西我以前是讲错了。

在深圳的 9 年,我也自认为是失败的,典型的失败者。离职后,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我彻底失控了,泪流满面。要知道男人是不能轻易哭的。我对记者说,你是个女人,你知道 10 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那种痛苦与幸福,但我是 9 年,相当于 10 个月怀胎的 10 多倍!你们知道我的心情吗?说的时候,我泪如泉涌。

我没有成功,当然这一点儿不妨碍,我非常感谢深圳,中国没有第二个这么包容的城市,太包容了,让我尝试了 9 年。

然后到了宁波,我也不能算是成功,宁波应该说我做得更娴熟。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Q5我刚担任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请问要想做一个好校长,您有什么建议?

A:怎么做好校长,首先要明白老百姓怎么想的,家长怎么想的。要成绩,这点你得保证。但是,在不加重学生负担的情况下,能提高成绩吗?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个文章。

首先从减负开始,怎么减?我有 5 个减法。小学的课时都变成 35 分钟,初中高中统统变成 40 分钟。每节课老师不能讲的太多,讲的多就算教学事故。央校的每个学生,可以无记名地评价老师,可以投诉。

一些人文课程,很多是磨洋工,原谅我说得不好听。不过,上海有一位高手,也是语文特级教师,说得更不好听。他告诉我:“你说错了,我们语文课程不是磨洋工,是无用功”。

减一减磨洋工的课程,再减作业,减考试,5 个减法就有了。

郑板桥说过一句话,好的画都是着墨不多,很空灵,反而有神韵。教学也是这样。

第二步,孩子除了读教材,还要读书,我从来不把教材当书,教材不是书。书统统在课外,有没有本事让所有的孩子,包括老师,都爱读书?要让他们爱读书,校长自己首先要爱读书。我现在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孩子不读书,老师不读书,而是校长不读书,局长不读书。

原来在央校,我是每个星期六做一次沙龙,免费参加。沙龙不是我讲课,很多大学者来讲,资中筠、邓正来……都是中国最顶尖的学者。校长有了学术上的积淀,再跟老师谈教育,他是很服你的。

在宁波,我曾经招聘小学校长时,有人说他很喜欢读书。我问他读的什么书,他想了半天才说读高尔基。我索性问他,“你说高尔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对方很吃惊,“啊,还有这个问题”?我再问,“你觉得高尔基好,还是郭沫若好?”对方完全答不出来。对不起,淘汰。

第三个,你应该着力于孩子的综合素养,这是中国的初中教育、小学教育一个大软肋。尽管每年都要应对孩子的中考,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央校的孩子综合素质很强,就是活动搞得多。

第四个,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让孩子失去他自我发展的平台,就是让孩子有真个性,搞个性教育。我觉得,学校要千方百计多给孩子搭建平台。在央校,有五个学院,少儿人文学院、少儿体育学院、少儿艺术学院、少儿外国语学院……学生们玩轮滑,玩街舞,抖空竹,眼花缭乱。

孩子们也很有个性,一天一个孩子批评我,“李校长,你今天早上鞠躬的时候,怎么脸拉着的?”我说,“没有啊”。“怎么没有,我刚才看见你就拉着脸。”“我肯定在思考问题。” “以后不准这样,对孩子鞠躬,一定要虔诚。”“好的,我现在就改正。”

孩子能批评你,是爱你的。我是经常被学生批评,没有什么。现在这个孩子在墨尔本大学。

像这种孩子有个性、独立性、批判精神,我觉得就是有独立人格。

校长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制度性设计,其中领导课程最为重要。

我在央校没有负责教学的副校长,我亲自管教学,课表设计、老师安排我都亲自做。

在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我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我首先坚持小班化,一个班不超过 25 个人。第二,一个班设 3 个班主任,实行“ 3 导师制”,一个是全面负责的导师,一个是生活导师,再一个是学术导师。第三个办法就是契约制,就像当年的包产到户,每个老师负责几个孩子,就教育效果签订协议,达到预期目标后,给与重奖。

另外,我还设立了各种激励制度。高考成绩好有奖励,中考成绩好也有奖励;老师读书读得好有奖励,学生读书读得好也有奖励。有些奖励的钱是学校出,有些从我自己工资出。我在宁波本来工资挺高的,但离开时,并没什么积蓄,都捐出去了。

我还要求高中老师们要全员家访,这是延续在深圳央校时定下的规矩。家访是心灵沟通的好办法。我跟老师说,“这就是现象学”,是基于身体的哲学。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多跑几回,时间一长,次数一多,慢慢地就走进了学生和家长的心里去了。

一个好学校的重要标志就是,它有一个领导课程的校长。

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宁波,我特别强调磨课,把每一个细节都磨到位,一节课上下来,老师收获会特别大。这对老师成长非常重要。现在有人说反对磨课,我认为不需要磨课的都是天才,但我们都不是天才。

今天下午,我要去给小学生上节课,“蝴蝶与犀牛,哪个份量重?”为了备课,我昨天准备到很晚才睡,对着镜子各种比划,不停揣摩各个细节需不需要作什么改变。有的课我上过很多遍,但每次上都还是要磨,因为在农村上和在城里上,都是不一样的。

做校长,就不要怕做苦行僧。很多老师都是年轻人,都需要手把手的指导。他们天天问我,“李校长,第一句话怎么说?噢,那第二句呢?”你还不能说,“怎么这么笨,说了几句都不懂!” 还得有耐心,扶着他慢慢走,下次遇到问题,摔倒了,赶紧再扶着他。对不同年龄、性别、性格的老师,你要有不同的应对办法。

从海永,到深圳,再到宁波,我把这些年的心得都聚集成了文字,从学校章程,到规划,到每一个具体领域的行动指南,足足有几十万字,内容非常棒。我希望能早日把它出版出来,给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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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李庆明口述,屈腾龙整理

来源 | 据李庆明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蒲公英教育智库的恳谈会整理

责编丨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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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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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 新校长传媒 ):李庆明 60 自述:我奋斗在怎样的教育世界丨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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